【财富】南方全面碾压北方,中国的财富正在流向这五个地区

时间:2019/05/22 08:52:02用益信托网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体现在新财富地区创富榜上。在造富能力上,不仅东部碾压西部,而且南方碾压北方,北方上榜人数量仅高于南方的1/2,财富总额低于南方的1/2。中国的财富重心进一步向东部沿海的“金边地带”倾斜,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环渤海湾区日益闪亮。过去17年,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五地富人的人数和财富总量占比分别从50%和54.05%递增到69%和76.37%。而在这五个先发地区之间,人才和资源的虹吸现象也鲜明存在。公司总部位于浙江和江苏的上榜人,在最高点分别达到107人和61人,2019年则分别为56人和28人。与此同时,京沪两地的上榜人数量则分别从2003年的29人和36人增长到2019年的89人和62人。除了孵化出拼多多这样的新兴企业之外,原来在附近省份起家的富人,在谋求全国化乃至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纷纷把公司总部迁到了这两地。


在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的过程中,区域的不平衡将更为彰显。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增大,地区间抢人抢企业的博弈也愈发激烈。如何提供均等的创富营商机遇,和通过财富再分配让大多数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仍值得努力。


2003年至今,新财富已经17次推出地区创富榜。这17片时代的截面,为我们清晰呈现了中国财富版图的演变趋势:区域间的财富分布变得愈来愈不均衡,东西不均衡,南北不均衡,同一区域内部也不均衡,而且,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激起了地方政府的焦虑,地区间的博弈愈发凸显。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争夺人才与资本,日趋白热化的“抢人大战”就是一例。


01

东西不平衡:

三大湾区“金边地带”成色十足


全球化时代,向海而生的湾区是每一个国家的“金边地带”,世界经济总量的60%为湾区所创造。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湾区和东岸的纽约湾区分别作为科技和金融中心,支撑起了美利坚的经济大厦。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环渤海湾区,同样成为闪亮的“金边地带”。


2019年,来自三大湾区的富人,占到了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人总数的77.8%,其财富占到了83.96%。而且,居于第21名——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和舒萍夫妇之前的20名富人,均来自东部沿海各湾区,再一次佐证了中国东西发展的不平衡。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蓄势待发。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拉近了大湾区的时空距离;《CEPA货物贸易协议》将贸易自由化带上新的台阶;广深科技走廊延伸至港澳,激发了大湾区科技产业的想象。在今年上榜的富人中,共有103人来自大湾区9市,占总上榜人数的20.6%。其财富总额,占比更达到27.57%。本就高度活跃的民营经济,加之政策红利的强势助推,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造富的热土。这一地区不仅诞生了今年的中国首富马化腾,更在前十名富人中贡献了6人,他们分别来自大湾区的深圳、广州和佛山三市,共拥有8493.5亿元财富,惊人地占据了所有上榜人财富的10.5%。


历来富庶的长三角湾区,同样是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一极。共有149位来自江浙沪“包邮区”的富人登上了今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占总人数的29.8%之多。而其财富总量,更占到上榜富人总财富的28.8%。同粤港澳大湾区相比,长三角人口稠密、腹地广阔,产业结构更加多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也势必为当地注入新的增长动能。不过,就民企创富的强度而言,长三角似乎还略输一筹,不仅三省市149位上榜人仅略高于广东的110人,在前十名中也仅贡献第二名马云一人。


而包括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内的北方环渤海湾区,也有多达137位上榜富人,但其更像是一出北京的独角戏。北京以一己之力为榜单贡献了89位富人,为所有城市中最多。而曾经被确立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仅有3人上榜,在上榜富人数量的排名中黯然失色。同属环渤海湾区的辽宁和河北,各有13和10人上榜,显着落后于江苏、福建等南方省份。即便是作为北方经济大省的山东,坐拥全国第3的GDP总量,在地区富人榜上也仅仅名列第7,上榜人数不及浙江的一半。


从行业看,全国80位TMT富人,三大湾区聚集了70位,占88.5%,这里也成为中国科技创富的引擎。具体来看,三地又显示了不同的创富属性。比如轻模式的TMT领域,环渤海湾区的北京展现了巨大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富人多达34位,这得益于北京的大学林立、人才和资本集聚,而粤港澳和长三角湾区分别为22和15位。金融则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湾区优势领域,相关富人达到13位,粤港澳和环渤海则分别为4位和8位。粤港澳湾区的优势在于重模式的高端制造业配套完善,虽然高等教育是短板,基础科研成果不多,但科技转化落地领先,企业转型升级布局果断、思维开阔,从而在新时代的创富力上超越同样背景的江浙。


美国的发展显示,“金边地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也会沦为“锈带”。正鉴于此,2019年全国两会上,河北、山东代表提议构建环渤海大湾区,拉动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眼下,环渤海高铁研究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原则通过,地区融合互动可望推进。


02

“南方经济碾压北方”已非空穴来风


南北战争,作为中国地图炮们的常规战争,已经从月饼粽子豆腐脑的甜咸撕到饺子蘸酱油还是蘸醋。不久前,一则“南方经济正在碾压北方”的评论把这场大战推到了新的高度。2018年新财富发现,作为中国人口地理分割线的胡焕庸线,也是一条创富强度的分界线;今年,我们继续通过地区创富榜,管窥中国财富版图上的南北分野。


秦岭—淮河一线,最早由地理学家张相文提出,是中国地理上南北方的分界线。如今,我们也可将其解读为一条财富版图上的分界线。


在今年的上榜富人中,除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高瓴资本和在香港的信义玻璃、嘉鑫集团等8人控制的企业,剩余的492人旗下企业总部均位于中国内地。其中,来自南方的上榜富人共有325名,占富人总数的66%;财富总额为54335.1亿元,占财富总量的67.1%。来自北方的上榜富人则共有167名,占富人总数的34%;财富总额为26695.4亿元,占财富总量的32.9%。两相对比,北方富人的上榜人数略高于南方的1/2,而其财富总额却低于南方的1/2,南北经济实力之差显而易见。


此外,北方半数以上的上榜人都将企业总部设在了北京。如果不计算凭借首都的特殊地位虹吸大量资源的北京,那么,北方的造富能力更加明显落后于南方,“南方经济碾压北方”已非空穴来风。


经济因素往往主导人口的迁移。人口的流出,使得东北一些省份甚至面临养老金不足的尴尬,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为此提议拿南方省份的养老金支援东北。这样的窘迫也体现在了富人榜上:吉林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富人上榜的省份,而黑龙江也只有3位上榜富人。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省份内部,也存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在上榜人领先的广东省内,粤西、粤北地区同大湾区9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鸿沟。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共计9.73万亿元,其中,大湾区9市GDP总量为8.1万亿元,占全省的83.3%,而粤西北地区的GDP总量仅为1.63万亿元,占全省的17.7%。地区经济实力的差别,也带来了造富能力的差异。在广东上榜的110位富人中,只有三环集团的张万镇、康美实业的马兴田家族等7人来自粤西北地区,而其余103人均来自大湾区,占总人数的93.6%。


03

“包邮区”内部的马太效应:

上海虹吸江浙资源


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先发地区聚集了优势资源,对人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因此培育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后发地区在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其人才、资本流入了先发地区。产业的集聚、资源的流入,使得先发的优势省份和地区经济规模效应愈来愈显着,从而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企业资源,形成虹吸效应。后发地区则形成负反馈,在创富版图中愈发边缘化,最终导致财富的马太效应加剧。


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是中国财富版图上最为重要的5个省市,对财富有着致命的引力,而且,这种引力在过去17年间日益提升。2003年,有50%的上榜富人来自上述5省市,他们的财富占到上榜人财富总额的54%;到2019年,有69%上榜富人来自这5个省市,他们的财富占比更多达76.37%。在除2009、2010、2012年外的其他年份,这五地富人的人均财富都高于当年500富人榜所有上榜人的人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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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在这五个先发地区之间,虹吸现象也鲜明存在。


从5地富人的数量变迁可以看到,即使江苏这样先发地区的富人,也难以脱离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引力。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总部位于浙江和江苏的富人,在最高点分别达到107人和61人,2019年则分别为56人和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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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过去17年,总部设在北京、上海的上榜人则经历了快速的成长,分别从2003年的29人和36人,增长到2019年的89人和62人。除了京沪本地孵化出拼多多这样的新兴创业企业之外,另一大原因是,原来在附近省份起家的富人,纷纷把公司总部迁到这两地,比如,王健林将万达总部从大连迁到北京,江苏常州起家的车建新将红星美凯龙总部落户在上海虹桥。在企业做大之后谋求全国化乃至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这两个资源占优的地区,如“黑洞”一般,对于进入其事件视界的企业拥有无可替代的引力。


04

从经济差距到地区博弈


区域经济水平的分化,人口的流出,让地方政府很是焦虑。各地为了抢人、抢资源新招迭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河南郑州对高校毕业生实行零门槛落户,并发放生活补贴和住房补贴;贵州出台激励政策,对重点产业人才提供资助资金和免费工作场所;西安则公布了最为“无底线”的抢人政策:无犯罪记录,只凭身份证即可前往派出所落户,且5分钟内办妥。


近年来,河南尤其是郑州,由于营商环境改善吸引了富士康等企业落户,重构产业链条,上榜人数从2016年的6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9人;贵州依靠大数据产业带动,上榜人数也从2016年的1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5人。相比之下,只一人上榜的陕西在中西部地区则处于落后的地位。而这也为西安近年来大手笔招商引资、吸引人口的举措提供了注脚。


各地政府抢人抢企业,那么,富人的致富在拉动当地就业和税收的同时,是否带来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长?


以民营经济最蓬勃的广东为例,从2004年到2019年,广东的上榜富人数量从61人增加到了110人,增加了44.5%;上榜富人的平均财富更是从11.8亿元增加到了211.9亿元,翻了17倍。眩目的财富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具体的投射。


然而,普通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并不那么迅速。从2004到2018年,广东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628元增加到了44341元,增长了2.25倍,仅为富人财富增长速率的13.2%。


这样的数据同经济学理论相符。在那本畅销多国的《21世纪资本论》里,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了r>g的着名公式,解释了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在这一公式中,r代表着资本回报率,而g代表着经济增长率。由于资本的属性,在长期过程中资本回报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因而,富人的财富积累总是快过全社会的收入增长,使得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都集中在了金字塔顶端,贫富的差距愈发扩大也就成了全球普遍现象。


05

地区首富榜:30位首富财富总额过万亿,

孙广信17年蝉联新疆首富


新财富地区首富榜,每年会为我们提供另一个观察地区创富力的视角。今年上榜的30位地区首富中(吉林无人上榜),仅有10位是新登顶者,其余20位均是蝉联冠军。较低的首富变动率说明,如今大部分地区创富格局已基本稳定。在当前经济发展从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的背景下,挑战首富比以前更为困难,尤其是在新疆。


连续17年蝉联新疆首富的孙广信,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地区首富,也是唯一自新财富2003年发榜以来一直稳居地区首富之位的常青树,堪称富人榜上的传奇。


去年实现零的突破的宁夏,今年有2人上榜。新晋榜单的“世界锰王”贾天将,取代嘉泽新能的陈波成为宁夏首富,得益于他2003年创办的世界最大电解金属锰生产企业天元锰业的上市,不过其也被曝曾协助调查中国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案。


资本化带来的变现,依然是制造巨富的主要路径。海底捞赴港IPO,为张勇舒萍夫妇带来了十倍的财富增长,使之从富人榜的局外人一跃为今年的四川新首富,他的财富是自富人榜排名之始就在榜单上的老牌富人刘永好的近乎2倍,后者今年的财富为271.2亿元。拼多多挂牌纳斯达克,让黄峥的财富总额从67亿激增到761亿元,他也取代郭广昌成为上海首富。新的模式让拼多多站上了行业的风口,为其带来了高估值。然而,拼多多的股价依然跌宕不断。2019年3月,在年报中公布了低于市场预期的经营数据之后,拼多多股价应声下跌18%,市值损失逾63亿美元。


股价上涨使爱尔眼科的陈邦成为湖南的新首富。借助资本市场,爱尔眼科大举收购扩张,股价过去一年逆势上涨25%。在其他风口行业偃旗息鼓、前景疑云笼罩之时,医疗行业成为了最具确定性的行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必然拉动人们对健康消费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医保覆盖和社会救助体系的日益完善,让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趋降,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医疗产业的成长。今年,医药产业共诞生了恒瑞医药的孙飘扬、智飞生物的蒋仁生等6位地区首富,占地区首富总数的1/5,为最大的地区首富制造行业。


江苏首富今年依然是恒瑞医药的孙飘扬。有趣的是,他和药明康德的李革,两大药业富人分别以652.8亿元和138.1亿元的财富居江苏富人前列,孙飘扬也是今年的医药行业首富,显示江苏在生物制药行业的竞争力。


与此类似,作为养殖业大省的河南,首富由牧原股份的秦英林、钱瑛夫妇摘得,其公司业务为生猪养殖及屠宰及食品加工;榜眼则为万隆,他掌舵的双汇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他们分别以390亿元和149.7亿元的财富居河南富人前两名。


30位地区首富共拥有财富13022.9亿元,超过万亿。这一数据与2018年杭州13509亿元的GDP相当,杭州在中国16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排名第十。


30位地区首富的人均财富434亿元,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首富马化腾财富高达2260.4亿元,零头也高于相邻的广西首富李建国47.1亿元的身家,进一步证实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06

“卢卡斯悖论”:何以均衡?


不均衡发展的结果不只出现在中国,全世界皆然。这样的现实,也成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困扰。在1990年一篇题为《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论文中,卢卡斯提出了一个日后被称为“卢卡斯悖论”的难题:为什么富国向穷国的资本流动,远远没有达到新古典经济学预测的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预测,富国的资本将会不断流向穷国,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使得穷国全部达到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富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富国的投资将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与此相反,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成长空间大,又有低廉的物价和人力成本,边际收益大,理应是更具价值的投资对象。如同水从杯中满溢出来,富国拥有的大量资本也会因此自动转向穷国。


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过去的经济数据表明,富国尽管对穷国进行了投资,但这种投资的量级远远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富国的资本没有溢出,而是继续在富国进行投资,使得富国的财富愈发膨胀。


这一悖论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期望“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彻底熨平区域之间的分别;然而,现实却是不平衡愈演愈烈。国家层面的经济分化如是,国家内部的区域差距亦如是。地区富人榜的不平衡,只是这种分化的具体反映之一。


对于“卢卡斯悖论”,经济学家主要提供了两类解释。一方面,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条件,如科技水平、政府治理水平、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等存在决定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制约了穷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本身远非完美,对于穷国的投资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踌躇不前。


发展的不平衡,总是经济中的常态。对于投资者而言,经济发达的地区意味着更高的收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等发达地区有较高的物价和人力成本,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投资的理由:不在发达地区投资,投资者将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因为他放弃了潜在的创富机遇。这些地区有着更好的营商环境,更齐全的配套设施,人才因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在这些地区聚集,新的机遇也总是诞生在这些地区。


尽管发展存在不均衡,然而在某些层面,均衡仍然应当作为目标。这一方面应当体现在创富机遇的均等上,每个地区、出身、教育背景的人都应拥有公平的机会。另一方面,应当体现在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上,因为每个人创富的能力和机遇是不均衡的,由此会带来个人财富的差异,而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可以使那些在财富创造中失意或能力不足的人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益处。其意义在于,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够从经济的发展中受益,那么发展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持续支持。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其要义正在于此。


作者:胡 暄
来源:新 财 富

责任编辑:pen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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