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遗嘱信托之法律特殊性研究

时间:2020/07/27 08:43:55用益信托网

遗嘱信托属于民事信托的一种,刚通过的《民法典》在继承编明确规定了遗嘱信托为继承的一种法定形式,因此遗嘱信托应同时满足《信托法》和《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由于遗嘱信托具有信托和继承的双重法律特征,具有特殊性,我国现有的信托法律制度安排使得遗嘱信托的发展缓慢,直到近期才出现“遗嘱信托第一案”,本文结合该案的判决,对遗嘱信托的特殊法律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应强化对遗嘱信托受托人的监督、司法介入变更信托文件等法律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李某、钦某等遗嘱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引发业界关注,此案被称为国内遗嘱信托“第一案”。该案让一直在我国不温不火的信托法律制度又重回了大众视野,引发了关注。其实该案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遗嘱信托第一案”,准确称应是“承认遗嘱信托有效第一案”,因为在2016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曾某1等诉李某遗嘱继承纠纷案”中也涉及到了遗嘱信托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是附带遗嘱执行人的遗嘱,二审法院认为是遗嘱信托,但由于信托财产、信托目的和受益人都不确定,法院认为遗嘱信托无效,按法定继承处理。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和法律意识都较为开放的城市,其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上海遗嘱信托第一案的判决书也在满足信托法的立法目的之下对遗嘱信托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颇具前瞻性和开拓性的论证。其中有三个方面的论证最具价值;首先对于信托的本质的论证,再者是对信托目的的认定,最后是受托人的法律资格的论证,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详述。


为了规范信托行为,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信托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于2001年颁布了《信托法》。《信托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遗嘱信托的存在,因此,遗嘱信托属于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有名信托。遗嘱信托作为个人信托,除了要满足法律对一般信托的规定以外,还应符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信托作为继承的一种模式,相比于遗嘱继承和遗赠等传统模式,在财产管理、资源配置、家族传承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遗嘱信托与相关法律概念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在2001年已经出台了《信托法》,但是一些关键配套制度的缺失,例如信托财产的登记公示制度尚未健全,以及民众对信托缺乏了解,信托意识尚未形成,导致民事信托在实务方面的案例并不多。我国引进信托制度是立法带动实践,即先有信托立法,再推动信托实践的发展。当然,一项制度的形成和普及不光是立法可以完成的,需要相应的制度配套,以及受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2006年《物权法》出台之后,经过几年的实践,民众的物权意识逐渐提高,物权相关理论也逐渐深入人心。现代信托制度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的用益(Use)制度,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并未成为老股东,反而越发焕发活力,制度不断创新,至今依然是英美国家,甚至很多大陆法国家的重要财产法律制度。


(一)遗嘱信托与遗嘱


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为遗嘱信托。我国《民法典》在继承编规定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与《信托法》形成呼应,虽然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创新之处,但以《民法典》的名义确认了遗嘱信托的基本法律地位有利于遗嘱信托的发展,除此以外,《民法典》并未在其他地方规定信托法律关系。遗嘱信托在西方被称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其核心除了是对财产的继承以外,更是按照被继承人的意思对财产的安排和处置。一个合法的遗嘱信托应通过满足信托法和继承法的双重规定。遗嘱信托因为有遗嘱二字,在外观上与遗嘱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实践中同一个案子一审二审法院对是遗嘱还是遗嘱信托都有不同的意见。


虽然两者都属于继承,但遗嘱信托明显具备比遗嘱继承更为显著的优越性,首先,遗嘱信托的受益人可能是未成年人,也可能是尚未出生的婴儿,甚至是委托人的若干代后人,这是遗嘱继承无法实现的;再者,很多受益人暂时不具备管理信托财产的能力,委托人不希望在死后立即将全部资产转移给受益人,而是待条件成熟后转移,或者永不转移,只给予受益人适当生活补助等等,这种安排也是传统遗嘱继承无法实现的;最后,遗嘱信托往往规定了多个受益人,委托人对于不同的受益人规定了不同的受益方式,并且具有时间的持续性的,当某些受益人满足特定条件时就会失去受益人身份,例如委托人可以规定,如配偶再婚的,则不再享受对信托财产的相关权益。遗嘱信托对财产的管理和安排,都是传统遗嘱继承无法实现的,如果说传统遗嘱继承是“一锤子买卖”的话,那遗嘱信托就是对信托财产“细水长流”式的经营。


遗嘱信托除了要满足继承法对于遗嘱继承的要求之外,还要满足《信托法》对于信托的要求。遗嘱信托与遗嘱的在形式上的重大区别就是遗嘱信托只能以书面形式,而遗嘱在特殊情形下允许口头形式。由于信托关系较为复杂,而且我国引进信托制度的历史不长,司法实务界对于信托法律制度的把握都容易有偏差,因此,立法对于信托成立的要求较高,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为数不多的涉及遗嘱信托的案例当中,不同法院对于遗嘱信托和遗嘱继承都有争议。但区分遗嘱信托和遗嘱继承不应当只看形式,更应注重实质。衡平法上著名的的法谚语“信托注重intention而不是形式正好说明了这点”,即使没有出现“信托”二字,只要可以通过意图判断出是信托的,即可认定成信托。以上海信托第一案为例,法院认为,虽然书面遗嘱没有写明“信托”二字,但被继承人的意思是不对遗产进行分割,而是将遗产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一个第三方进行管理,而且还指定了受益人,明确了管理人的报酬,对于遗产里面一套房屋希望“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这明显是希望所有权和收益权相分离。这份遗嘱以书面形式,内容完全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并且结合遗嘱的目的来看,被继承人的目的是保持其继承人及直系后代能获得稳定收益,非对其遗产进行一次性处置。因此,法院认定这份遗嘱为遗嘱信托。上海法院结合遗嘱的内容和目的来认定涉案遗嘱为遗嘱信托的判决符合信托法的立法目的,法官是法律的践行者,上海法院抓住了信托的法律本质,探寻了信托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拘泥于文字表象,这个判决在我国信托法历史上应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以司法名义为遗嘱信托正名,让遗嘱信托“活过来”。


随着我国人民个人财富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于下一代的财富传承意识的更新,不再简单地对财富的进行一次性处置,而是通过策划和安排让财富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遗嘱信托不单适用于高净值人群,而是适用于每一个普通家庭,因此,随着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遗嘱信托在未来将会被更多人采用。


(二)遗嘱信托与生前信托


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为遗嘱信托,其他的基本都是生前信托。相比于遗嘱信托,生前信托应更具优势。生前信托是委托人在世的时候对其资产的一种处置和安排,委托人可以监督受托人的信托行为是否符合信托文件的规定,必要时还能更改信托文件,而遗嘱信托是一种死因行为,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并不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而是于委托人死亡之时生效,因此,遗嘱信托生效时委托人已死亡,委托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受托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其信托目的只能依赖其信义义务的履行,以及受益人的监督。加上信托的资产隔离的优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订立生前信托的优势要大于遗嘱信托。但是由于我们目前诚信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对民事信托的不了解和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很多人在生前更相信自己的理财管理能力,不放心将资产交给第三方进行管理,只有在临近死亡之时才想到设立信托。目前市面上针对家族财富传承的信托的资金门槛较高,符合标准的人群比较小众,因此,在民事信托领域,遗嘱信托的案例应该是多于生前信托的。


三、遗嘱信托受托人


遗嘱信托属于特殊的信托,具备信托的一般特征,信托当事人由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构成。


《信托法》将划分为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由于立法对民事信托和营业信托未作明确区分,因此,如何认定一个信托到底是民事信托还是营业信托上就会出现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营业信托是个人或法人以财产增值为目的,委托营业性信托机构进行财产经营而设立的信托。民事信托是个人为扶养、抚养、赡养、处理遗产等目的,委托受托人以非营利性业务进行财产管理而设立的信托。区分主要以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意义不大,因为就算是民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也有使其保值增值的需求在里面,信托的目的通常具有混合性,不能简单以是否营业作为区分。另一种观点是看受托人是否是营业性信托机构来区分民事信托和营业信托,如果是营业性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就是营业信托,反之,就是民事信托,这种区分较为科学合理。作为营业信托受托人的营业性信托机构,其设立和经营信托业务的资格需要获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任何机构及自然人都不能作为营业信托的受托人。而且营业信托受托人的信托活动也要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持续监督管理,由此可见,作为营业信托的受托人的法律资格要比民事信托严格得多。我国对营业信托的严格规定主要目的是规范金融行业和规范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安全固然不可忽视,因其涉及大众的资金安全,但民事信托也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其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民事信托,特别是遗嘱信托的受托人进行专门研究。


(一)受托人的法律资格


信托关系的受托人,是指接受信托人的委托,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人。信托Trust是建立在信任Trust的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安排制度,两者的英文单词相同,委托人是基于对受托人独有的信任而设立信托,委托受托人进行管理,受托人的选任往往决定了一个信托能否实现其目的。委托人选择此受托人而不选择彼受托人,信任是决定性因素。自我国《信托法》颁布以来,营业性信托发展较快,反观民事信托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我国目前的诚信体系还不健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受托人如果违反了信义义务,责任追究也较为困难。民事信托的受托人一般缺乏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委托人比较信任的自然人,或者是一些专业机构,例如律师事务所等。以遗嘱信托为例,委托人一般会委托比较信任的亲属作为受托人,而这类受托人往往与遗嘱信托的财产安排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信托法并没有规定受托人要与信托财产无利害关系,受托人也可能是受益人之一。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如何保障遗嘱信托的受托人能按照《信托法》的规定,遵守信托文件规定,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按照信托目的来管理信托财产,仅仅以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是很难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实践中遗嘱信托的案例寥寥无几的原因。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在缺乏信托文化和实践的情况下引进英美的信托制度,并对信托进行立法,付出了大量的立法成本,如果浪费了庞大的立法资源而无法实现立法目的,无法规制信托关系,促进信托发展,那我们就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受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里处于中心地位,受托人不履行其信义义务,委托人的信托目的则会落空。在一个具体的信托法律关系里面,委托人的职责是提供信托财产,受益人则是单纯享受信托利益,受托人才是最重要的信托关系当事人,其处于直接控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中心位置。《信托法》对于受托人的法律资格规定较为笼统和初级,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除了营业信托的受托人有准入限制以外,对于民事信托的受托人可以说是大门完全敞开,这就为实践中民事信托的受托人的选任带来很大问题。以上海遗嘱信托第一案为例,被继承人在遗嘱信托文件里制定其妻子和兄妹三人为受托人,被继承人妻子在一审期间明确拒绝担任受托人,后来在二审审理期间又突然申请成为信托受托人,法院认为,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守职责,认真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出现过将信托财产转为自由财产等违法行径,其行为有悖诚信原则,不适合担任受益人,因此,法院拒绝了被继承人妻子在二审期间要求担任受托人的要求。上海法院对受托人的理解完全符合《信托法》的精神和立法目的,明确了受托人能否履行信义义务是其能否担任受托人的核心要素。该案中,有当事人质疑被继承人兄妹三人年事已高且缺乏理财能力,不适合担任遗嘱信托的受托人,但法院认为受托人的核心要求是诚信、忠诚,而非专业能力,因此,认为即使是年龄大的非专业人士,也有资格担任受托人。


(二)对受托人的重新选择


遗嘱信托里受托人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委托人指定为受托人,这是遗嘱信托的特殊性之一。由于遗嘱信托生效时委托人都已经死亡,假设受托人不愿意担任受托人的就会产生受托人的重新指定的问题。《信托法》第13条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条的规定将选任新受托人的职责授予了受益人。立法者的本意似乎是,允许受益人指定受托人是因为已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行使制定权,因为委托人已死亡。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允许受益人选任新受托人,受益人可能会指定和自己有关系,对自己有利的人,这样会导致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制衡关系失效,[ 赵廉慧:《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探析》,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8期。]实际上让受托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使得信托失去了意义,也不符合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初衷。在普通法上,信托受益人永远也没有指定受托人的权力,在信托文件没有规定或者没有在任或离任的受托人愿意指定新受托人的时候,法院有权指定。由于我国《信托法》中没有类似的条款,委托人应在信托文件中明确规定如何选任受托人,或者指定多个受托人,或者在拟定信托文件时与受托人充分沟通,确认其意愿,虽然英国信托法谚有云:“衡平法院不会使信托因缺少受托人而失效”---The court will not allow a trust to fail for want of a trustee,但受托人尽职履行其义务是保证信托目的实现的关键,立法应为受托人的选任和续任提供更合理的设计。


(三)受托人与受益人


信托设计的目的是给予受益人利益,信托关系的利害主体实为受托人和受益人。追溯信托的起源可知,衡平法对早期用益设计的干预,其目的也在于平衡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害冲突,而赋予受益人以“衡平法所有权”,使之居于信托关系权利主体的地位,也正是衡平法院所赖以衡平的手段。因为如果使委托人居于信托关系权利主体的地位,委托人一旦死亡,即无人可强制受托人执行信托条款,受益人利益也无从保障。由此可知,英美法上委托人与信托设立后便从信托关系里退出。遗嘱信托基于其生效时间的特殊性,和生前信托不同,生效之后委托人即不复存在,信托关系里只存在受托人和受益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公司管理层和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在论述信托法律性质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大陆法系暂时还无法突破“一物一权”的限制无法解决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到底归谁,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把信托的法律性质认定为独立法人,受托人是公司管理层,受益人是股东,享有公司剩余财产请求权。这种观点逐渐被更多学者所接受,由于受托人对受益人附有信义义务,完全类似于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及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


按照以密尔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观点和以边沁为代表的西方功利主义观点的理论,个人是对自身利益最好的追求者和保护者,没有人比自己能更好地处理自身事务,这种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或者法律父爱主义(paternalism)相对,法律父爱主义理论认为,个人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需要法律和他人的引导或干涉。信托法律制度里的受托人这一角色的设计,就是对于受益人的外在干预,这样设计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也是委托人认为受益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预期来处理财产,设想一下,如果委托人认为受益人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处理资产,何必再费心将信托资产给予第三人处理,还要给予受托人相应管理费用,这样的设计就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由于委托人设立信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担心受益人无法审慎地、专业地、按照自已意愿地处理信托财产,担心一旦一次性将信托财产交与受益人,受益人会将委托人一生辛苦所得浪费掉,因此,委托信任的受托人代为处理,以保证受益人的权益最大化。法律功利主义者肯定不认为受托人比受益人能更好地处理信托财产,其理由不外乎只有受益人才最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法律父爱主义者认为,受托人基于其专业和信义义务,能更好的为了受益人的利益理财,无论怎样争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信托关系里的受益人是信托利益的最终获得者,因此,其最关心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置。在遗嘱信托里,因信托生效后委托人已死亡,当受托人的行为违背了信托文件的要求,损害了受益人的权益,只有受益人最为紧张,因此,只有赋予受益人相应监督权,才能更好地对受托人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对于遗嘱信托的执行也最符合当下我国的国情。


(四)对受托人的监管--受益人监督模式和双受托人模式


早期的信托,包括现在的民事信托,对于受托人的忠实、信义的要求更多都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特别是在遗嘱信托领域,很多委托人选择受托人都是基于信任,而并不是考虑其专业程度、智力水平等。这和中国人的诚信传统有关,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的社会关系是讲究差距格局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中国人传统的“信”“义”也是差距格局的,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诚信程度随着关系的亲疏变化而变化,即在家族核心成员之间大家的道德水平是非常高的,也很讲信义,而随着关系的渐远,诚信度就会降低,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制作用。信托法律制度来源于西方,我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种“不分差序”的兼爱,无论是受托人的“信义义务”,还是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法律名词,在文化里并没有多少认同感。


我国《信托法》第四章第二节规定了受托人的各项义务,例如禁止自我交易、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信托财产独立性、禁止关联交易、受托人信息披露等,以保证受托人的忠诚、信义义务的“法制化”。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信用制度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受托人滥用信托财产的潜在风险较大,如果没有任何人可制衡或者监督受托人的权力,会让人民在采用信托这种方式进行理财时有过多的顾虑,不利于信托制度的发展。因此,我国《信托法》除了对营业信托的受托人有监督机制外,应强化对民事信托受托人的监督制度。


另外,和营业信托不同,遗嘱信托属于民事信托,受托人可以由自然人担任,在受益人未成年或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时,无法对受托人进行有效监督,因此,为了避免受托人损害受益人的利益,或者违反委托人的信托目的,可以模仿公益信托的信托监察人模式以及营业信托的双受托人模式。在商业信托的情况下,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对投资人负有信赖义务,现代商业信托引入了托管公司,形成受托人制度内部的制衡机制,管理公司与保管机构居于双受托人地位。双受托人模式在我国为数不多的遗嘱信托案例中也有采用,例如,重庆沙坪坝公证处就发布过一则新闻,该公证处于2016年公证的首例遗嘱信托案件,委托人就采用的是双受托人模式,一个受托人是其亲属,负责执行遗嘱信托文件的内容,另一个受托人是某律师事务所的律所,负责监督其他受托人的受托行为。


四、遗嘱信托的变更---司法介入的衡平偏离制度


信托制度的最初产生离不开衡平法院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衡平法院,就没有信托。衡平法院大法官依据"正义、良也和公正"原则判令受让人按照协议条款行事,可见,用益制度得存续离不开衡平法做出的巨大贡献,并逐渐发展成了遗嘱信托。而在英美国家,法院也深度介入信托的运营,例如,英国2000年《受托人法》第41条要求,当受托人欠缺时,法院可指定受托人。英国《受托人法》第57条写明,受托人在打理遗嘱信托财产的时候,法院如果认为任何出售、按揭、投资或其他交易是适宜的,但借托文件没有为此目的授予受托人相应权利的,法院可发布命令适当授权给受托人,并且还规定必须由法院判决的方式终止信托。再如,对于受托人的认可手续,美国许多州要求受托人在执行职务前先经过法院认可,认可的实质内容是由法院出具一受托证书,经法院正式承认其为一特定信托的受托人,标明其愿忠实履巧受托人职务,或向法院缴纳保证金(或由第H人提供保证),作为违反受托任务时损害赔偿的准备金,而对于未经认可的本身,当作违反信托任务。美国是借法院的认可手续预先介入一个监控受托人的机会,而我国法院在这方面比较消极,信托在设立之后,受托人会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和运行,这就对信托文件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信托文件对各种情况作出预设,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周全,信托财产的管理可能遭遇风险。信托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规避风险,因此,信托制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衡平偏离,如果委托人在世,委托人可以变更信托,如果委托人去世了,寻求委托人新的意图来更替之前的信托文件已不可能,受托人就可以向法院请求发布指导意见,即衡平偏离(deviation doctrine)。这一原则而授予法院,在现实状况已经不符合委托人设立信托的预期时,可以指示受托人偏离信托条款。这是信托制度对于设计风险的自纠和规避机制。对于遗嘱信托来说,更需要这种司法介入的纠正机制。


信托文件规定有几个受托人的,当受托人之间对信托文件的执行有争议时,我国《信托法》31条目前的规定是由委托人、受益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决定。当受益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委托人不一致时,我国信托法的这项规定有欠考虑,且也未规定争议一直无法解决时的解决办法,缺乏效率性。因此,建议在《信托法》第31条后面增加,争议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决。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的规定就值得借整,规定"受益人意思不一致时,得声请法院裁定之"。再例如在上海遗嘱信托第一案中,信托文件指定了被继承人妻子为受托人,也是受益人之一,法院判决时,认为被继承人妻子的行为不利于其履行信义义务,不利于将来诚信地履行信托文件的内容,判定其不担任受托人。上海法院的行为实质上是以司法介入的形式变更了信托文件。目前我国《信托法》51条只规定了委托人有变更信托的权力,但对于遗嘱信托来说,这样的规定并不适用,而且实践中很多遗嘱信托的委托人也难以预计其死后的情势的所有变更,因此,为了实现信托的目的,基于公平、公正的理念,应当赋予法院以变更遗嘱信托的权力。

    

我国《信托法》问世近二十余年,直到2019年才出现了首例承认遗嘱信托有效的司法判例,说明遗嘱信托在实践中发展缓慢,《民法典》首次在继承编确认了自然人可以设立遗嘱信托,但并未就此规定过多细节。在相关立法滞后和制度配套欠缺的情形下,应充分发挥司法对信托法律制度的解释作用,赋予法院对遗嘱信托文件的变更权和裁量权,让遗嘱信托的法律设计更具可操作性,《信托法》只有通过更多的法院判例才能真正让民众了解,遗嘱信托才能被更多的人采用,《信托法》的立法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刘 真
来源:致 高 律 师

责任编辑: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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