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诉讼研究与通道业务风险内控

时间:2018/07/09 11:30:18用益信托网

摘要:近几年来,信托行业迅速扩展,已经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我国第二大金融行业。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6万亿元,达26.25万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3859.60亿元),同比增长29.81%。同时,随着我国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金融行业监管严苛度大增,多项信托产品出现延期兑付等情况,由此带来信托公司涉及诉讼纠纷的情况势必攀升。信托业务往往涉及多个主体与多种合同法律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借贷、担保增信、优先劣后安排等),其涉及的交易结构亦复杂多变。因此,其引发的法律纠纷相较于其他交易类型亦更为复杂,对于近期信托公司涉诉案件的观察就显得尤为必要。


法律问题的恰当解决对信托业务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进一步了解信托公司所面临或将面临的风险点,笔者以“Alpha大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为基础,检索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及信托业案件总量1225件,并重点关注其中各级高院一审,以及最高法院、高院、中院审理的二审、再审案件,挑选出与信托主营业务有关的75份判决书。笔者将上述1225件裁判文书及精选75件裁判文书进行了数据分析,并聚焦25份典型裁判文书,分类提炼裁判要旨,以呈现司法实践中最新争议问题及重要裁判观点。希望借此机会能为信托行业纠纷解决与信托公司风险防控贡献绵薄之力。


一、2017年全国信托业诉讼案件数据特征


2017年,全国信托业的案件总量为1,225件。争议标的总额为12,340,137,418元。具体来讲,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的占33.80%,10万元至50万元的占16.06%,50万元至100万元的占4.23%,100万元至500万元的占9.01%,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占4.79%,1000万元至1亿元的占21.97%,1亿元以上的占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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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信托业的纠纷数量前三地区依次是:北京市,四川省,山西省,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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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由分布来讲,前三大三级案由依次是:借款合同纠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进一步,排名前三的四级案由依次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21件),民间借贷纠纷(27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7件)。对涉及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纠纷出现案由不统一、案件数量不匹配的情况,是因为人民法院将不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直接归入借款合同纠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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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讼地位来讲,2017年,全国信托业诉讼地位为攻方共948件,占比77.14%,守方共281件,占比22.86%。对手行业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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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笔者重点关注的75份判决书中,涉及到的信托公司数量共有30余家,各家案件量是较为分散的。从案件争议事项来看,主要以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为主,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的计算等方面。从信托地位来看,信托公司作为原告、被上诉人的案件占大多数,可见信托公司在面对信托业务违约时可以积极提起诉讼,且在一审判决时取得乐观的诉讼结果。从裁判结果来看,对于信托公司诉请融资人偿还信托贷款本金、利息以及罚息和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法院大多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仅对过高的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诉讼费用分担、律师费支付等问题进行调整。


二、从司法实践看信托公司常见争议的裁判规则


2007年开始信托业规模与收入快速上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托公司提供债权融资获取的收入。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信托公司实际承担了信用风险,赚取的是类银行贷款模式的融资利差,当然也相应承担信用风险及违约风险。在这类案件中,涉及到本金核定、利息罚息及违约金以及因违约行为导致的提前清偿问题等争议事项。据此,笔者将25份精选判决书分为三类,分类提炼裁判要旨。因篇幅有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检索案例全文阅读。


(一) 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纠纷


1. 传统信托贷款业务涉及的本金核定、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复利争议


(1) 信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罚息等利率标准过高的,人民法院可调整为24%,超出24%的部分不予支持。


【案例-1】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初75号“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昆泰能源有限公司、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信托贷款逾期后将期内复利作为计息基数符合行业惯例。


【案例-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708号“上海豫园大酒店有限公司、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3) 当借款人不能按约履行合同或者无力清偿的情况下,信托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发出借款提前到期通知书。信托公司未发出借款提前到期通知书或无证据表明其已经宣告借款提前到期的,借款到期日为起诉状副本送达借款人之日起算,计算逾期利息与复利。

【案例-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初16号“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遵义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4) 经过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信托贷款合同》及各类增信措施,信托公司仍可以选择向法院起诉。


【案例-4】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青民初66号“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5) 借款人实际控制人同时系劣后受益人,主张其支付金额实质为借款配套资金应在本金中扣除的,不予支持。信托公司与劣后受益人之间及与借款人之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信托公司有义务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在信托计划完成后,向劣后受益人还本付息,借款人有义务依据《贷款合同》向信托公司还本付息。


【案例-5】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初47号“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上饶市百淼置业有限公司、江西佳利商城住宅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买入返售、明股实债等新型信托融资业务争议


在笔者的检索结果中,不乏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采用买入返售,明股实债等新型信托融资方式的案例,其中信托公司多作为原告向融资人主张支付回购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向相关增信方主张承担连带责任,信托公司的主张多数获得法院支持,只是对其中利息、违约金进行了个别调整,需要注意的是有个别案例被法院认定法律性质为借款合同。


(1) 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行为的效力再次经法院认定合法有效。


【案例-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初1号“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丝路华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伊犁新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对资产收益权转让与回购交易安排的性质与效力认定,需要通过对合同目的、具体约定、担保、交易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不是法律及行政法规,不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


【案例-7】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初26号“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天域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君瑛、黄北海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3) 明股实债交易模式中,信托公司与目标公司既签订信托融资合同,又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应结合双方约定、履行情况及工商登记情况,参考交易实质模式确定双方法律关系。就涉诉款项划付认定为信托公司取得股权的,为债权而设立的担保措施自始无效。


【案例-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2334号“陈惠芬、佛山市南海区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4) 明股实债交易模式中,信托公司以股权方式投资,基于外观主义原则,可能被认定为目标公司股东。以收取信托收益及相关费用名义取回责任资产,构成抽逃出资。其他债权人依照公司法规定请求信托公司对目标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案例-9】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民终字第377号“周国庆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金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书”


(二) 信托公司与信托委托人之间纠纷


1. 事务性管理信托法律关系及责任认定


通道业务是典型的事务管理类业务,信托公司利用牌照优势,赚取了丰厚的融资利差收益和服务费收益。《信托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信托公司承担严格无过错责任,与国务院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等规定的要求提供通道一方承担风险的规定不符,因此在通道业务出现风险后,双方通常会各执一词(如中诚信托•诚至金开2号延期兑付项目),责任如何理清成为司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信托公司根据委托人指定管理并运用信托资金的“被动信托”,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构成信托法律关系。信托公司基于事务性管理职责,不存在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行为的,不应当退还信托报酬。


【案例-10】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680号“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 通道业务交易模式下,优先级受益人有权直接向劣后级受益人主张信托收益补足权利。


【案例-1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44号“深圳市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 结构化集合信托、伞形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等复合信托计划争议


此外,信托公司涉及的新型融资交易模式不断涌现,因监管清理导致的“违约”事件亦次第发生。2015年4月16日,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张育军明确提出“券商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证监会开始启动场外配资业务清理,随后引发的民事纠纷开始陆续进入司法程序。相关合同是否因监管清理而认定为无效,如合同有效,强制平仓、补仓等义务履行过程中的过错认定,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争议。


(1) 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易模式下,《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系管理型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不构成认定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无效的依据。


【案例-12】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藏民终25号“陈品元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 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属于创新性金融产品,对其合法性问题,宜由金融监管部门根据金融市场的现状、目的和任务、理性投资者的多寡及金融市场的培育程度等综合进行判断。证监会相关文件是要求清理、整顿相关的信托产品账户,并不是对信托计划本身效力是否违法作出认定。


【案例-1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856号“郝茹莎、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3) 母子信托结构,合同在产品设计中设定止损线。当信托财产净值触及止损线时,信托公司有权进行强制平仓。消费者自行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的,表明消费者知道涉案信托计划存在亏损的风险,消费者以信托公司未尽风险告知义务为由要求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1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22721号“常宇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营业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4) 母子信托结构,合同在产品设计中设定止损线。当信托财产净值触及止损线且劣后级投资人未按约定时限增加信托资金时,信托公司有权进行强制平仓。次级委托人以此为由要求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15】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2895号“洪建平与万向信托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5) 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信托合同履行中,当信托资金在投资过程中触及信托合同及信托文件约定的平仓线,负有补强信托资金义务的委托人应按信托文件及信托合同约定履行补强义务。


【案例-16】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藏民初9号“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黄伟强营业信托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6) 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信托公司不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违约情形时,劣后受益人无权请求信托公司赔偿损失。


【案例-17】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1060号“罗洪、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7) 信托计划采用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方式时,“股票变现款项”税款应在信托财产中予以扣减。


【案例-18】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0069号“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三) 其他常见争议裁判规则


1. 委托人是否可以自身名义直接对融资人提起诉讼


通常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公司与融资人之间构成债权法律关系,需要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信托公司向融资人主张违约责任。但当信托公司将信托融资债权进行转让的,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受让人承继信托公司地位,有权向融资人主张违约责任。


【案例-19】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民初77号“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润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青海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信托公司作为委托人,将信托资金委托银行机构向融资人发放贷款的,相关合同效力的认定及是否构成违法转信托


信托公司作为委托人,将信托资金委托银行机构向融资人发放贷款的,属于其信托业务范围内的事项,不构成违法转信托,融资人应依据合同约定向受托人银行机构按时偿还借款本息。


【案例-20】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初2号“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等与巴盟乌中旗甲胜盘铅锌硫铁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3. 多种增信措施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信托业务中,出于降低被投资方违约风险或者降低投资损失等多方面考虑,信托委托人及信托受托人通常会设计多种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回购承诺、第三方受让或者差额补足等方式。由于信托公司不能实时监管担保财产的权属,由此也引发不少争议。在笔者收集的75份判决书中,涉及担保财产的案例共有10例,其中8份案例被人民法院判定抵押合同无效或者不予执行为担保各类信托融资合同履行的抵押物。


(1) 某一担保人被裁定破产重整的情况下,其只对贷款本金和破产重整裁定之日前产生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21】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青民初66号“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信托公司作为专业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对抵押物核查未尽勤勉和注意义务的,有明显过错,以致损害抵押物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抵押合同应属无效。


【案例-22】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7民终297号“李晓晶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山西中凯集团灵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3) 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事项的生效判决,信托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可以作为适格主体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案例-2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107号“昆明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


4. 借款人公司高管(或实际控制人)构成贷款诈骗罪,相关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效力及责任承担


(1) 借款人公司高管构成贷款诈骗罪,其目的是骗取银行信贷资产,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是诈骗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相关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各方过错各自承担责任。


【案例-24】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初29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及新天际创展(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 借款人实际控制人利用身份使用贷款以骗取贷款罪判处刑罚的,不影响民事案件中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合同当事人及当事人间权利义务性质。


【案例-2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301号“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根河市支行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三、关于通道及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中的风险


2017年11月22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7〕55号),首次明确了“银信通道业务”的定义。该通知指出:银信通道业务,是指在银信类业务中,商业银行作为委托人设立资金信托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仅作为通道,信托资金或信托资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均由委托人决定,风险管理责任和因管理不当导致的风险损失全部由委托人承担的行为。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在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中,就风险管理责任和因管理不当导致的风险损失确定全部由委托人承担的。那么,通道业务在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划分双方责任的呢?


以上文中提到的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为例,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阶段,最高法院明确本案双方之间成立信托法律关系,而非“居间+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双方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吉林建苑形成董事会决议决定设立案涉信托贷款项目在先,《尽职调查报告》在后,吉林建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四川信托的《尽职调查报告》,而且,《信托合同》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委托人了解并认可借款人与保证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用状况,自行判断并承担风险。根据吉林建苑再审陈述,众诚公司2012年的财务数据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上是向社会公开的,其有能力查询获得。吉林建苑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在合同已经约定由其自行判断并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应当认真审查投资风险,其主张依据四川信托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和第一季度管理报告书即决定将案涉信托贷款发放给众城公司,并未及时调整投资方向,依据不足。


一般来讲,笔者接触到的通道业务中,信托合同通常会在风险揭示条款中约定“本项目为事务管理信托”“委托人了解并认可借款人与担保方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用状况,自行判断并承担风险”等等内容。判断信托公司以上约定是否合理,实际上还是要遵循合同法中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信托公司收取的是低廉的“管理费”或者“信托佣金”,而不是高额利差。因此,承担的义务也应当是对等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信托公司就可以高枕无忧,在合同约定尽职调查、信息通报、受托代理等情形下,信托公司还应当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四、信托公司通道业务风险防范


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号称“最强资管新规”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禁止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且设置过渡期至2020年底。信托行业在面临去通道和清理资金池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托通道业务违约后的责任承担问题。随着监管政策趋于严格、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信托业迎来了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事实上每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最终反馈到司法层面都有一定的过程,因此才会出现早已经被监管叫停的业务模式在诉讼中不断衍生的情形。而与此相对应,先前在信托业务高速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将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经济周期—司法周期中爆发,如大量以通道业务为媒介的信托计划即将到期,银信之间责任如何理清等等。


对此,笔者建议作为通道方的信托公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风险防范:


首先,通道类信托业务建立前,应对交易对手审慎尽调,且尽可能穷尽各种公开渠道以了解、查询、验证企业的资信状况、真实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避免单纯依赖融资方自身提供的资料进行简单汇总即提交本公司审议,倘若出现尽调报告中的关键信息与公开查询、验证的结果不符,则委托人要求受托人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很可能得到法院支持;


其次,在与委托人订立合同过程中尽可能明确列明自己与委托人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承担情形,并可在双方合作背景条款中明确自己仅为通道方的事实;


再次,在信托贷款合同中,信托公司可以通过设置不动产抵押、动产抵质押、权利质押、保证担保等方式降低自己独自承担责任的风险性,此时通道方需注意影响抵押物价值的多种因素,以及选择股权、应收账款、各种收费权等作为权利质押标的时需注意质押标的本身存在的估值和变现困难,若为保证担保方式则需注意尽量避免由融资方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者关联企业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作者:曹会杰
来源:国浩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len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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