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的品格

时间:2020/07/13 10:43:48用益信托网

信托法中委托人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见。《信托的发端与展开——信托的品格和委托人地位的法律规制》一书是在该领域难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委托人法律地位的历史渊源与两大法系之间的现实差异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在普通法系,一般而言若没有在信托文件中明文保留,委托人在信托成立之后则与信托财产的前所有人无异,在信托中不再享有任何法律利益。而按照我国《信托法》规定,委托人不仅是信托财产的来源、信托条款的设计者、信托合同的订立者,还对信托运营甚至终结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委托人在我国《信托法》中的地位相较于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法中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

 

在作者周勤博士看来,这种差异和变化与信托的品格或“使命”息息相关。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定时期有什么样的信托品格就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信托结构和委托人、受托人关系。信托的品格对信托结构和委托人地位有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下述内容是对“信托的品格”部分的摘要,以飨读者。

 

一、并不光彩的出身


尽管后人提起信托常引用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名言:“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然而有学者指出“信托起源于欺诈和恐惧”,出身“并不太光彩”。

 

目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信托起源于英国的土地用益制度(USE)。根据学者的归纳,英国用益制度出现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一)中世纪英国土地法禁止遗赠土地,并且固守僵化不合理的土地继承制度(主要是长子继承制),使得人们无法按自己的心愿对财产做出安排;(二)虔诚的宗教信仰使信徒愿意将土地转移给教会和教士,但受到了封建政权的阻扰;(三)规避陪臣对领主所应承担的土地附属义务(军役、协助金、继承金与先占权、监护权、婚姻权、没收权等);(四)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需要有人照顾其土地以供养其家人;(五)玫瑰战争中战败的一方由于害怕土地被战胜方没收,将土地转移给别人管理。

 

早期的用益制度中,受托人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占有人,对财产的管理并无真正的权限和义务。一般情形下,受益人就住在设立用益的土地上,等到用益的委托人死亡或者设定的条件满足时,受托人就将土地转移给受益人。受托人几乎无任何作为的消极制度其本质的色彩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谋以规避法律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是不合理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用益制度演变成现代的信托制度,但其脱法性成为信托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基因。随着时代的变革,过去抗争和规避的是中世纪封建土地义务,而如今可能是当事人的税务负担。从积极的角度看,学者们认为信托是“法律改革的先驱”;也有学者抨击信托是“破坏法律运作的毒瘤”。


二、设立信托的起因


不管是古典信托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商事信托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心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恐惧。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信托就是我们的逃生通道”,信托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其独特的构造所带来的安全保障功能,契合了人们对克服恐惧、求得安全的需求。


1、对不自由的恐惧


自由在每个时代都受到不同程度和内容的限制。1279年英国国会颁布《死手率》禁止对教会捐赠土地带来宗教徒们信仰与奉献上的不自由。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道德和法律等社会规则带来了自我选择的不自由(比如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对同性伴侣和婚外伴侣的照顾等)。在商事领域,比如18世纪英国严格限制股份公司的发展,当事人难以设计灵活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公司发展的自由。在税收领域,人们受到税务优惠的限制也是一种不自由(而信托制度灵活多变的特性适合于避免税费和监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信托有着税收上的优惠对待)。


2、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人类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疾病、战争、赌博、对他人的责任、收入的变化、工作的调整乃至长寿等。信托制度中一些特殊的构造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减少不确定性:(1)信托财产的“闭锁性”导致信托制度具有“资产分割”功能;(2)信托中受托人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受信义务的制约;(3)现代信托中受托人不局限于有名望的亲朋好友而更多的由专业受托人来担任。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甄别风险、管理好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动荡时期或者经济不确定性时期,人们更倾向于采用信托的方式来保护个人和家庭免受外界的冲击。


3、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


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来自于一生努力的无奈终结以及对所有事物丧失控制感。在私法领域,因死亡引起的继承问题一直是各国婚姻法、家庭法、财产法和税法关注的热点。


回到中世纪层层分封土地保有制度下作为陪臣的家长一旦死亡对于地产权的安排将面临重重困难:一些没有资格继承财产的家人无法满足生存需要(比如终生地产权因他的死亡而终结、限嗣继承地产权因不存在符合条件的继承人而终结等)、无法选择最适合的继承人(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背景下女儿、遗孀、次幼子的继承权无法得到保障)、在地产权上有着沉重的封建负担(如继承的长子必须缴纳继承金,如陪臣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话女儿不能亲自占有土地——如女儿已婚则土地必须交给丈夫但丈夫能否保障女儿生活不得而知,如女儿未婚则领主有可能会行使婚姻权将一个听命于他的人许配给她做丈夫等)。时光穿越到21世纪,面对死亡的恐惧人们仍然渴望通过一定的方式在自己的身后完成对子女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家族文化的传承等。


与其他制度相比,信托制度能够给将去世者更强地相信自己意图会实现的信心。信托法上形成的衡平偏离原则更加进一步增强委托人的信心,使得他们免于担心会因为自己判断的局限性而不当地减损受益人的利益。


衡平偏离原则:当现实状况已经不符合委托人设立信托的预期时,法院可指示受托人偏离信托条款;抑或者信托条款明确损害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法院认为委托人原先的投资方针将带来不利于受益人的情景出现、或者是当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信托税负过重,法院都将做出衡平偏离安排,以保障受益人利益、委托人信托目的的实现。

 

三、委托人的意图


纵观信托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信托制度中有一种根本性的革命因子:一方面肯定个人价值激发个人潜能;另一方面又造成个人对社会(即现存法律制度)之抗争。这种“抗争”的目的则在于追求自由。


1、锁链和抗争


信托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抗争史。中世纪的英国,抗争首先存在于领主与国王之间;近代对抗则发生在资本家和推行再分配的政府(或资本家具“独立意识”的子孙)之间;更近的抗争出现在经济法领域如各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之中。在每一次抗争中,信托作为台前或幕后的主角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在梅特兰的著作中,认为对于遗嘱自由的向往是信托产生的根本源头。对于遗嘱的限制使得用益制度成为财产拥有者的最佳选择。对遗嘱自由的渴望及其导致的抗争推动了1540年英国颁布《遗嘱法》、1542年又颁布《对遗嘱法的解释》,极大扩张了土地保有人的遗嘱自由。尽管国王因此收回了很多因用益的采用而流失的权利,但是土地保有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遗赠权利,从而促进了现代信托制度的发展。


此外,在“黑暗的中世纪”,妇女取得财产的资格受到了重重限制,大多数地区已婚妇女的财产均在丈夫名下。妇女的婚姻财产权长期依赖信托制度得以保证,使得妇女在僵化的婚姻财产法框架下享有财产权。这种做法推动了英国婚姻财产法的修改,1882年英国颁布《已婚妇女财产法》确立了已婚妇女的所有财产为自己的独立财产的原则,法定所有人为已婚妇女本人。


十八世纪英国出现合股公司,但由于出现史上著名的证券市场丑闻“南海泡沫案”,公司被看为“打乱金融稳定的捣乱者”。1720年英国国王颁布《泡沫法案》,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提出了许多限制条件,限制英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设立的限令造成了契据公司的出现。契据公司利用信托制度与不合理的法令相抗争,规避了《泡沫法案》的适用,使公司制度得以延续发展。信托对于公司制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得合股公司中形成的一系列理念仍然能够在公司的架构中得以发展。信托拯救了合股公司,使其免于被灭亡的历史命运。这个时期出现的契据公司19世纪成为了现代公司和单位信托共同的起源。


2、个人主义


13世纪的英国,家庭小工业和各类副业高度发展,超过半熟的英国男性居民不拥有土地,而充当劳工。先进生产方式带来财富的积累,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和富裕人士的增多使得更多的人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成为可能。与土地纽带的割断使得在英格兰率先出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的文化特征——个人自治和个性解放,并体现为权利的概念。使得拥有财产的人有更为强烈的意愿体现自己的意志,而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契合了这种膨胀的个人意愿,使得他们的控制力可以通过受托人延伸到受益人甚至是尚未出生的潜在受益人身上。与此同时财产多元化,使得信托财产的组成不复原来以不动产为主的单一格局。根据1536年《用益法》,消极的用益不被承认,受托人需以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注意对于信托财产进行积极管理。财产多元化对于古典的消极信托向现代化的管理信托转变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更加丰富的财产种类,促进视野更加开阔、拥有多种财产运用技能的受托人的出现。


古典信托的年代,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为了利于自己或者家人,心理状态表现为趋利避害。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相互之间在没有种姓、阶级、行为、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英国个人主义带来的自利倾向,从趋利避害向逐利转变。正是对于利润的追逐,使得人们在封建负担消除之后,仍然青睐用信托制度来管理自己的财产,由专业的受托人管理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利润。这也是信托现代性的重要来源。古典信托中,强烈的道德色彩压制了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自利冲动。在现代信托中,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都有着逐利倾向。尤其是商事信托的兴起反映出作为职业化财产管理者的受托人对于利润的追求。三方当事人自益倾向的冲突和协调使得信托的组织特征越来越明显。

 

英国人在13世纪就已经进入了个体经济为主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工厂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基础不是亲属关系而是市场关系和非人格关系,这种社会结构有着非常强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意志,他们对于个人意志的实现孜孜以求。


英国人自由的品性表现在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和控制欲,当个人的能力不能完全满足于这种控制欲时,他们就会追求财富工具的辅助,而信托适当其选。信托可以使得他们将自己的一些财产独立出来,服务于他们指定的目的,可以将他们的财产规划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精致的切分,还可以满足他们交往、慈善、宗教甚至政治上的一些意愿。

 

随着文艺复兴后从西欧到全世界的个人主义思潮,推动了工业革命和世界融合的产生。在大陆法系,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的原则是个人主义思潮的必然结果。信托的个人主义基因,一直被英国文化所滋养和浸润,并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过程开始了对外输出和移植的过程,但不是任何社会都有对其进行移植的基础,仅在承认极端之个人主义下,为了赋予个人最大之自治空间,引进信托制度方有其必要性。信托意图的可实现性和信托财产独立性引致的委托人免责性将个人主义推到了极端。

 

3、走入极端的自由


英国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在英国个人主义传统里,所谓的改革者,往往反对任何动摇契约责任的东西,或者实际上限制个人契约自由的东西。借由信托制度本身的属性,和相关法律政策的配合,往往可以将这一制度利用者的自由发挥到极致,甚至在他去世后很久依然保持影响。


走入极端的自由首先表现在“死手控制”的问题上。起初,法律允许受托人将信托收入积累起来,不分配给受益人。但后来改变了这一规则。为防止个人财富集中带来的弊端,1800年议会通过了《反对永久积累法》,后来被1925年《财产法》所吸收取代。其次,在遗嘱信托中附加的条款有时也会走向极端,比如其限制条件是子女保持终身独身,或者信仰邪教等。这样的信托将会因为目的违反公序良俗而被法院判决无效。

 

当信托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遗产安排、财产规划、风险隔离、照顾弱者、慈善捐赠领域时,人们也对于其控制功能有了越来越多的体悟——我们可能发现事实上受托人就是一种自动装置,而控制开关掌握在委托人手里。

 

精明的商人发现仅仅利用信托来进行家族内部纵向的资产积累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信托的两权分离的属性还可以用来进行商业领域的横向拓展。而这种走入极端的自由催生了诸如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利用信托(音译为“托拉斯”)整合起来的“标准石油公司”。伴随着反垄断、反托拉斯浪潮的到来,这种走入极端的自由也受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使得个人主义的发展走向理性。

 

四、信托的正当性根据


信托制度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一方面它闪耀着人性的慈爱,另一面却充满了人们复杂的算计,并因这种算计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欺诈与逃避,而最终它从人的良心中寻找到了正当性的根据。


1、信托的欺诈性


掀开覆盖在信托制度表面的层层遮蔽,隐藏在欺诈和恐惧底下的,依然是自由在奔跑。


√英国法律对于信托的态度凸显出普通法的温和:普通法对这种现象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宽容……规避之于普通法,亦如一个顽童与一位忠厚长者开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玩笑,使后者能在不失面子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缺憾,并予以改正。对于信托的放任和宽容,从另一面证明了英国法律对自由的尊重,一种对于“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理念的认可。


√中世纪僵化的普通法对信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各种各样的封建义务的存在提醒着委托人必须通过信托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行为的脱法性使得委托人在设立赠与信托时,会甘愿放弃自己所有在普通法上的权利,以换取信托表面上的“合法”,这也就成为后来信托能够得到衡平法院支持的重要原因。委托人对于法律(即明规则)的欺诈导致了衡平法的产生,导致英国司法体系中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结构,体现潜规则和明规则的妥协、合作与协调,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


√在普通法上得不到救济而茫然无助的当事人转而求助于大法官。大法官基于良心原则对当事人的权益给予适当保护。大法官并不否认受托人是土地的法定所有者,但强迫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给予的指示和嘱托利用土地及其收益。尽管普通法上不承认委托人尤其是受益人的权益、只承认受托人的法定所有权,但这种权益在大法官法院得到承认。受托人对于受益人的欺诈在大法官及衡平法院得以救济。


√受托人具有将信托财产标识的义务。如第三人明知与自己交易的受托人违反信托,还与之交易,则构成“衡平法”上的欺诈,法庭将裁决其为受益人的受托人(即推定信托、矫正欺诈的信托),为受益人的权益持有财产,受益人有权取回。推定信托是表达衡平法良知的公式,当财产的普通法所有权人以坏良心保留财产受益权时,衡平法就把他变成一个受托人。

 

2、良心的“法律介入”


√当所有个人(包括信托的当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程度自由时,他们的权利就会发生碰撞。信托就是这样一种包容了多种互相冲突的价值的机制,其核心的协调价值就在于良心。


√15世纪中叶,一个当事人曾在大法官法院的庭审中说,这个法院施行的法律就是“良心法”。


√“良心”成为个人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个人行为应该遵循自身良知所指令的道德责任及道德权利。经过“良心”规则调整过后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渐地沉淀在信托制度中。衡平法被称为信托之母,而适用于信托的一系列规则又丰富、发展和生动了衡平法。与自身内部的欺诈、非善意因素相对抗,“良心”成为信托的自身免疫机制。


(1)从信托目的着手洗刷信托的“脱法性”


古典信托的信托目的在于规避当时的法律规定,“脱法性”色彩鲜明。而现代信托首先得从信托目的取得正当性根据。一个想要发生法律上效力的现代信托来说,其目的必须确定、可能和合法。信托目的可能性排除了当事人的妄想,确定性使得合法性测试成为可能,而合法性则直接排除了与法律、法规强制性相冲突的信托的存在。意图通过信托长期控制受益人的行为并给其附件不合理的义务,则因其“良心”具有瑕疵,相关条款可能会被判无效。信托设立后受益人违背信托目的提前终止或者变更信托,也会因受益人“良心”具有瑕疵而被禁止。


(2)从受信义务上保证受托人的“良心”


信托法中成熟的受信义务规则使得信托有着独特的治理结构,有着较强自由裁量权的受托人受到受信义务的控制,其行为要保持相当高的道德水准。其受信义务包括单一利益原则、谨慎投资义务、公平对待义务等。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处分信托财产,则会受到受益人的衡平追踪权的限制。

 

信托制度中的自由及其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保持了信托不断扩张其疆土的动力。正是因为信托中各方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上追求个性的解放、意志的自由和独立,才使得信托制度不断地随着时代而变化自己的外在表现形式。古典信托只是一种脱法的约定,16世纪之后,信托成为一种积极的管理财产的方式,信托步入现代阶段。之后随着委托人意志的扩张,浪费信托、慈善信托、股权信托、目的信托等信托种类被创制出来,随着受托人技术理性的提高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由裁量信托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针对部分受益人的需要,自益信托、盲目信托、集合信托等形式又不断涌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各种法律制度中,信托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则在于它的“良心”,即道德性。“良心”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它是一根深深打入人性内部的楔子。凭借于此,在信托中各种冲突的价值能够得以调和和合作发展。

 

五、结语


信托制度起源于人性中的恐惧与欺诈,人们对于不自由、不确定和生命有限性的恐惧,使得人们更加执着于对安全感的追求。对于法律负担、道德枷锁和现实局限性的不耐受,使得人们谋求对于明规则的突破。而信托的一系列制度特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信托安排的高度弹性、信托目的和文件的执行力、信托财产的闭锁性和独立性使委托人相信自己的意愿必然通过信托而实现,信托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则解除了委托人的后顾之忧。

 

对于信托品格的深刻认知有助于对这一制度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正如美国信托业之父Francis Henry Fries 所言:作为经营者的信托人……第一必要的资质,是不假装关心相对人,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关心。……第二点是,不要追求利益和贪欲,而应秉持减私奉公的精神。当然,利益的存在对社会存续是必要的,在可能的限度内追求相对的利益,不言而喻是履行对股东的义务。而且,执行信托业务的人,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除了取得报酬之外不应期待其他的利益。……要求信托经营者具备的第三种资质是其与生俱来的正直。这不仅是行为的正直,而且是心的正直,正直现于面孔,人所有部分都熠熠生辉。有的人不论是态度和行动、言语和表情,还有其他事情,都力图装作很正直的形象,这些人知道不正直是不可以的,或担心被人看作不正直,认为伪装正直是其最好的应世良策,因此装出正直的形象,这样的人不应成为信托公司的高层。


作者:林 溪
来源:TRUST 论 语

责任编辑: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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