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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演进：从激进创富到全球传世

在2000年代，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成为财富的主要引擎。彼时，杠杆撬动下的房产投资与IPO造富效应，造就了一批先行的高净值人群。进入2010年代中期，楼市调控与经济转型迫使投资者转向信托理财、保险及私募股权等渠道，财富管理目标开始从“增值”转向“稳健”。

2020年之后，疫情、地缘政治与金税四期的上线，彻底改变了市场预期。房地产风险暴露，跨境投资与传承需求升温，离岸信托、保险金信托、QDII基金成为新的配置选择。胡润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境外资产的配置比例已逼近九成，黄金、保险、基金等资产比重上升，“传承”首次超越“创富”，成为核心诉求。

政策试点：制度创新的探索

2024年底，北京、上海率先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部分商业地产通过信托登记，收益被分配至养老和教育基金，并首次在产权证附注中明确信托信息，实现了资产权属的可视化。

2025年4月，北京又启动股权信托登记试点，允许企业股权进入信托，同时保持原有控制权。尽管在现行税制下仍需视同转让征税，但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信托制度的重要突破。

浙江杭州的探索更具实验性。2025年7月，当地发布股权慈善信托登记通知，8月全国首单养老主题股权慈善信托落地，将科技公司10%股权装入信托，用于社区养老和员工培训。信托登记与民政备案结合，被视为公益与财富治理结合的全新模式。

CRS冲击：从“隐形”到“透明”

与此同时，CRS（共同申报准则）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近期，不少客户陆续收到税务机关关于境外收入申报的提醒短信，信托的“隐身”功能逐渐消失。

部分结构的风险暴露尤为明显：委托人通过BVI或开曼公司开立账户，但依旧亲自操控资金流向；分配发生却未进行税务申报；文件模板化，缺乏治理记录。专业机构指出，这类情况在GAAR（一般反避税规则）适用背景下极易引发穿透审查，增加合规与解释难度。

一位在香港经营60年的信托与跨境税务机构负责人表示，信托早已不再是一次性设立、长期静置的“避税工具”，而是需要持续治理的平台。“真正可靠的信托，不是隐藏的，而是经得起说明的。”

法庭阴影：诉讼风险浮现

除了合规挑战，家族信托的诉讼案例也在增加。

江苏一份执行裁定书显示，某家族信托下的四千余万元资产被划扣执行；新加坡法院则认定张兰设立的信托实为虚假安排，判令1.42亿美元资产被债权人追索；更有涉及21亿美元股权争夺的案例，成为资产隔离失效的典型教材。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指出，信托文件中的“隐蔽工程”问题频繁出现。“部分信托合同几乎完全倾向信托公司，委托人权利空白，受益人缺乏保障；甚至有协议约定‘委托人死亡即终止信托’，与传承初衷背道而驰。”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一旦问题爆发，客户往往需要投入远超初始设立成本的诉讼费用才能维权。由于多数信托协议允许受托人以信托资产支付律师费，受益人处境更为被动。

行业未来：透明与治理

从政策走向到市场实践，中国家族信托正经历转折。信托已不再仅被理解为“奢侈品”或“避税工具”，而逐渐成为财富治理的制度化安排。

在境内制度逐步试点的同时，境外信托展现出成熟市场的独特优势。英美法系下的信托架构拥有数百年历史，法律体系完备，资产隔离效果明确。BVI、新加坡、开曼群岛等地的信托设立与管理流程相对简洁，备案灵活，不动产、股权、金融账户等资产均能实现有效托管。境外信托还允许结合公司架构、基金及保险安排，形成跨境资产配置的平台，既能满足税务合规，又能提升治理透明度。

结 语

在全球财富迁移与代际更替的背景下，境外信托的作用愈发凸显。与中国本土信托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同，成熟的境外信托体系不仅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还能在跨境传承、风险隔离、税务筹划方面发挥优势。

无论是巴菲特家族通过股权信托实现慈善传承，还是部分亚洲家族借助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进行跨境管理，案例都表明，境外信托已成为高净值家庭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财富稳健的重要工具。

在合规与透明的国际趋势下，境外信托不再是“隐匿”的代名词，而是连接本土与全球、实现财富传承与治理的制度化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