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2021,开启财富大潮的新10年

时间:2021/02/11 10:08:53用益信托网

“今年,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2019年,美团CEO王兴发出的这句感慨,立刻引爆了朋友圈。彼时,在共享单车与外卖两大赛道,美团胜局初定。本该春风得意的王兴,却格外地感到担忧。


王兴是个聪明人。


他敏锐地察觉到,已经高速驰骋了近十年的、名为“互联网”的快车正在减速。对于后起之秀美团来说,机会之门逐渐关上,再想要成长为阿里、腾讯式的巨人,已然不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大潮曾经裹挟着大多数人急速奔流,不少人乘势完成了阶级的跃迁。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步登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然而,有潮起就有潮落。近几年不断下行的GDP增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改开后最大的财富浪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仅剩的几朵浪花中,挤满了试图“上车”的人们。


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新冠”疫情为分水岭,我们或许见证着,“中国世纪”正在朝我们走来。


机遇就如同金矿,而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黄金国”。


但随便挥一下铁镐,就能挖出金子来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未来,勘探金矿需要运气,更需要知识和经验。


秘诀其实并不难。当我们重温过去四十年那些“淘金者”的故事,梳理被反复验证过的财富规律,或许就能发现,中国未来的“金矿”坐落在哪里。


80年代:苏醒


1982年,改革的钟声刚刚在中华大地上敲响,唤醒了第一批沉睡的人们。


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国家的分配下走上工作岗位。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升,进入了家乡惠州的政府部门,而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许家印,则在舞阳钢铁厂担任车间主任。他们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


按照普通人的剧本,这届大学生毕业后,会迅速填补十年动乱后干部队伍的空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会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接受乡亲们羡慕的目光。


然而,在四川新津县古家村刘家,刘永好四兄弟,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解的决定——干部不当了,辞职回乡创业。


刘氏兄弟的大胆想法,最初来自于老三陈育新(原名刘永美,幼时因为家贫被过继到陈家)。陈育新上大学前,经过邻居家门口,看到门上贴的一副春联:


“借新帐,还老帐,帐帐不清;吃一斤,少一斤,斤斤少少”,横批:“何时能富?”


回想到从小到大吃不饱饭的经历,心中酸楚不断刺激着陈育新。他暗暗发誓,毕业后要回乡当一位“新型农民”,发财致富。


而时代正巧给了他选择的机会。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适当发展。”——这是中央首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彼时,距离“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已经过去4年。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这个古老的领域迸发出巨大商机。


中央文件给了陈育新极大信心,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他,向其他三个兄弟提出,要回老家搞养殖业。


四兄弟一拍即合。他们卖自行车、卖手表,凑出1000元钱本金,干起了鹌鹑养殖的行当。


因为大哥刘永言和二哥刘永好是电子行业出身,他们将计算机设备用于饲料调配和良种选育上。三弟陈育新和四弟刘永行,则利用自己的农业知识,摸索出鹌鹑、猪和鱼循环养殖的路径,大大降低了成本。


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短短6年时间内,刘氏兄弟的养殖规模就达到年产15万只鹌鹑蛋,资产1000万元。四兄弟的成功,甚至掀起了新津县养殖鹌鹑的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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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四兄弟)


80年代末,米饭馒头刚刚吃饱的中国人,肉类消费快速增长,全国禽畜养殖规模一年一个台阶。而迅速扩张的饲料市场,则被以泰国正大集团(正大综艺的赞助商)为首的外国饲料商占据着。


养殖户们为了买到育肥效果好的“洋饲料”,甚至不惜送烟送酒,昼夜排长队抢购。


曾经在饲料研发上颇有心得的四兄弟,决定二次创业,杀入这个更广阔的市场,正面挑战外国厂商的霸主地位。


他们请专家、做试验,很快就研发出“希望牌”饲料。“希望牌”不但效果上不输“洋饲料”,而且成本更低。一番价格大战过后,“希望牌”饲料击退正大集团,雄踞西南三省饲料销售榜首。


自此,刘氏兄弟和他们庞大的饲料帝国,渐成雏形。


不过纵览80年代,在官方文件中,“民营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即使如刘氏兄弟这种每年盈利上百万元的企业家,也只能以“个体户”、“公私合营”的形式,羞羞答答地展现于世。


真正的机遇,还是更多地属于那些敢想敢干的国营厂长们。其中,就不得不提佛山市三水饮料厂厂长李经纬。


1984年,曾经干过县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通过关系将厂里刚研发出来的“健力宝”运动饮料,送到了广州亚足联会议的桌子上。


这种装在高档易拉罐里的橙味饮料,让中国足协官员们啧啧称赞。经过足协的引荐,健力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选饮料。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初次征战,就斩获15枚金牌,国人的自豪情绪空前高涨。在赛事报道间隙,记者们注意到许海峰、李宁等名将手中所拿的易拉罐。很快,《“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等报道,随着体育新闻登上报纸。


健力宝一夜成名。


短短两年时间,健力宝的销售收入,就由0飞跃至1.3亿。最紧俏时,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炒到2万元。


李经纬的发家速度,堪称刘氏兄弟的十倍。


然而,当指针指向下一个十年时,李经纬和刘氏兄弟的命运,却骤然发生倒转——曾经高光无限的李经纬,逐渐坠入舆论的漩涡,而刘氏兄弟却在兜兜转转中,登上生涯的巅峰。


90年代:变革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犹如一阵春风,吹散了“姓资姓社”的阴霾。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在政府的许可下,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93年,私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8万户,增长170%。


向往财富与冒险的人们,终于勇敢地揭下了“民营经济”的面纱。其中不少当年下海的人,如史玉柱、郭广昌,日后成长为商界大佬,被媒体们统称为“92派”。


对于刘氏兄弟来说,这一年,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


经过80年代农业生产大解放,90年代农业市场逐渐饱和,饲料行业利润下降。四兄弟中,有人因此产生了转行的想法。


经过商量后,四兄弟正式分家。老大刘永言回到了他钟爱的电子行业,后来研发出了著名的“森蓝牌”变频器和中央空调;老三陈育新则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三年后,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也因为经营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刘永行继续深耕于饲料行业,刘永好则实现了“新希望集团”的上市和多元化经营。他甚至还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副主席。


几乎同一时间,健力宝集团也发生裂变。


1994年,体操名将李宁听从朋友的建议,从曾经大力扶持他的李经纬手中,购回李宁公司的股权,从此脱离国资的控制。


此后二十年,李宁在中国体育用品市场一骑绝尘。


这次股权回购,虽然得到了李经纬的首肯,但却没有经过健力宝股东——三水政府的同意。白白丢掉“李宁”这个金字招牌,让三水政府和李经纬之间的关系,从此出现裂痕。


三年后,李经纬在广州斥巨资建造“健力宝大厦”,并希望搬迁总部,这进一步激化了他和三水政府的矛盾。自此,李经纬陷入到与当地政府争夺国资所有权的漩涡当中,健力宝的销量也大受影响。


最终,李经纬被踢出局,直至身陷囹圄。而健力宝这个红极一时的饮料品牌,也因为后继者经营不善,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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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纬被政府股东踢出局)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著作《大败局》中,将健力宝的失败,主要归因于那个时代特有的产权纠纷、政商矛盾。即在改制过程中,国企厂长们普遍带有的“原罪”。


然而,他或许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饮料行业格局的急剧变迁。


健力宝崛起于中国人对于“吃和喝”极度渴望的80年代。那个时候,饮料市场一片空白,成就了健力宝和李经纬。


然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人的口腹之欲得到满足,饮料市场从野蛮生长,转入精耕细作。恰逢此时,可口可乐等外资厂商,大举攻入中国。


在积累了上百年营销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对手面前,无论是国营的健力宝、北冰洋、冰峰,还是民营背景浓厚的娃哈哈(曾推出“非常可乐”),都毫无例外地败下阵来。


从这个角度看,健力宝的消亡,或许是时代的必然。


在变革的90年代,不少像健力宝一样国企在转型中阵痛,但也有国企,乘着行业东风,完成华丽转身。


李东生带领的TCL,就属于后者。


大学毕业那年,抱着对电子产业的满腔热情,李东生向惠州市政府主动请缨,要求下放到当地一家小电子厂锻炼。


这家厂子当时与港商合作(全国首批12家合资企业之一),引进了全国第一条磁带生产线。但不料生产刚有起色,就被磁带大厂索尼投诉侵权。


无奈之下,电子厂转产电话机。


产品刚出炉的时候,刚刚成为总经理的李东生,带队前往西安展会销售产品。但摆了一天摊,李东生只签下10张订单,赚的钱还不够此行的差旅费。


“技术男”李东生彻底体会到了市场的残酷。此后,他一改国企厂商只顾埋头生产的弊病,花大力气建设销售网络。通过向邮电局让利,TCL电话机在80年代末,一举成为全国第一。


然而李东生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成绩。


90年代初,刚刚富裕的中国家庭,开始将更多的钱花在家用电器上,特别是大屏幕彩电很受欢迎。但此时,市场仍主要由日韩巨头把持,进口彩电价格高昂。


李东生敏锐地察觉到商机。1992年,他斥资引进一条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拉开了TCL彩电王国的序幕。


为了抢滩市场,TCL不但在电视台黄金时段和报纸黄金版位,大面积投放广告,还和商场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销售额不达预期,TCL将给予商场全额赔偿。


这种在当时闻所未闻的市场“打法”,取得了奇效,也反映出李东生对于自家彩电的极度自信。物美价廉的TCL王牌彩电,很快攻占各大城市柜台,TCL也跻身国产彩电行业前三强,与长虹、康佳、创维等品牌齐名。


有意思的是,TCL李东生,与康佳陈伟荣、创维黄宏生还是同班同学,三人均毕业于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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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黄宏生右:王东生)


所谓“时势造英雄”,仅一个班级就能涌现出如此多的豪杰,90年代家电行业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只可惜,盛宴终将散场。


00年代:盛宴


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可能还会对世纪之交的那场彩电大战记忆犹新。


随着各大巨头纷纷在90年代扩建产能,彩电行业很快演变为一片红海。索尼、三星等日韩厂商,干脆退出中低端市场,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


对于缺乏技术积累、只能游走在中低端市场的国产厂家来说,一场价格大战,在所难免。


行业老大——四川长虹率先开了第一枪,宣布旗下所有产品降价一折到两折不等。TCL等有实力的龙头,很快宣布跟进。


此后每一年,彩电行业价格战似乎都成了惯例,甚至蔓延至冰箱、空调等其他家电领域。为了抗击长虹,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三位同班同学,一度结成价格联盟,死扛着不降价。


但最终,陈伟荣还是率先败下阵来,偷偷地降价,“把哥几个给卖了”。


这场世纪大战战况惨烈。如意、黄河等地方品牌纷纷倒下,国内六十多家彩电厂商,十不存一。


“华工三剑客”也难得善终。因为业绩下降,引发股东不满,陈伟荣被迫隐退;黄宏生则由于激进扩张,挪用公司资产,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李东生的处境也异常艰难。因为国内机会渺茫,李东生决定走国际化路子,先后并购法国彩电企业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移动电话业务。


但李东生不仅没能让“洋企业”扭亏为盈,反而造成了TCL的不断失血。因为这件事情,李东生甚至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差老板”,迎来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家电行业的盛宴结束了。但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盛宴,正在徐徐展开。中国即将迎来五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富运动,上千万人因此受益。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余威犹存,中国经济硬着陆。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中央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开始推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房地产市场化的时间点,正巧赶上70、80年代中国“婴儿潮”一代成家立业。而这一批人又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2000年后中国“入世”,家庭财富快速增长。


多因素作用下,中国房地产业开始了狂飙突进的20年。


这个行业的“蛋糕”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混杂着民企、央企、地方国企,甚至连买衣服的、搞家电的,都要来掺和一脚。


例如前文作饲料起家的刘氏四兄弟,除了老三早早地钟情于房地产外,其他三兄弟虽然分家时方向各不相同,但最终也都不约而同地涉足房地产业务。


不过在这些人中,跑得最快的,还是当属我们的“许首富”许家印。


论资历,许家印入行时间是比较晚的,1997年才推出恒大的第一个项目。此时冯仑、潘石屹等前辈,早已在90年代初海南的地产泡沫中,经历了一轮沉浮。


但若要论冲劲,无人出许家印其右。


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农村,幼时丧母,家徒四壁——上学时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发霉长毛了也不舍得扔,18岁前只去过一次县城。


因为对贫穷的记忆,贯穿于青少年时期。许家印和刘氏兄弟一样,有着对财富的异常渴望。


但搞房地产,光有冲劲还不够,还需要有敏锐的商业嗅觉。而许家印的长处,就在于十分擅长资本运作。


许家印开发恒大的第一个盘——广州金碧花园时,启动资金不够。他首先向银行贷款付了土地定金,又说服施工单位带资入场,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火爆出售,创造了“当年征地、当年开工、当年售罄、当年入住”的速度神话,恒大也因此赚了“一个小目标”。


今天,这一套策略被坊间称为“高周转”。


许家印心里清楚,资本不足是地产公司扩张的最大阻碍,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恒大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2002年,恒大收购上市公司“琼能源”,成为广东第一家借壳上市的公司。2006年,恒大又联合国际投行,发行了数十亿美元债。


2008年3月,恒大首次冲击港股上市,但不幸遭遇金融危机,上市折戟。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许家印只身赴香港,连续3个月内,每天陪着郑裕彤、刘銮雄等港商大佬玩“锄大D”。


一年半后,恒大终于在港股上市成功。敲钟当天,郑裕彤、刘銮雄等“牌友”到场为许家印站台,使得恒大股票获得了47倍的超额认购,当天股价上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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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与“大D会”)


凭借着港股融到的资金,恒大一举攻入全国地产商前十。而许家印也摇身一变,成为“许首富”。


有意思的是,恒大港股上市当天,被许家印挤下首富位置的人,也是00年后这轮财富浪潮中崛起的新贵。


此人名叫王传福。


许家印创办恒大的时候,王传福还在深圳研发手机充电电池,并且做得初具规模。但真正让王传福名扬天下的,是汽车业务。


与房地产类似,世纪初的汽车产业,也受益于中国家庭财富增长和城镇化提速,以至于成为一个,增速每年高达60%的“肥肉”。


手机电池业务增长停滞后,王传福便将目光盯上汽车板块。2003年,比亚迪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秦川汽车,成为继“吉利”之后,第二家进入汽车行业的民企。


两年后,比亚迪的招牌产品——“F3”轿车下线。虽然F3一经问世,就被媒体质疑“头部抄花冠,尾部抄飞度”,但比日本车更省油、更经济的特点,完美地切中了大多数中国家庭购买第一辆车的痛点。


2006年,F3带领比亚迪汽车夺得中国市场增长冠军。2007年1月,F3创造出一个月卖出10000辆的记录。


F3成为“爆款”后,王传福的身上从此多了民企造车的神话。而2008年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投资,又使得这个光环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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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福获得巴菲特认可)


10年代:新贵


王传福头顶上的光环,可惜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四万亿”带来的经济热度逐渐散去,汽车市场增长势头放缓。仅靠一两款明星车型打天下的比亚迪汽车,逐渐陷入困境。


2012年,比亚迪全年卖出42万辆车,较两年前下降10万辆,公司利润则下降九成。业绩下降让管理队伍人心涣散,比亚迪的高管们疯狂减持股票,经销商们纷纷出走。


比亚迪的股价,从2009年的高点80块钱,一路狂泄至10块钱,以至于坊间纷纷嘲笑巴菲特“看错了人”。


这一边,王传福在困境中煎熬,但另一边的许家印,却依然在独领风骚。


2012年,许家印带着他的足球提案参加两会。因为迟到,许首富一路小跑,腰上金闪闪的爱马仕皮带若隐若现,被围追堵截的记者抓拍到,成为当年两会最大的八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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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春风的许家印)


照片上的许家印跑姿销魂、满面春风,正对应着当时恒大集团在房地产业务上的狂飙突进。


凭借着初创时定下的“高周转”策略,恒大准确地踩踏住了金融危机后,三轮地产繁荣周期,完成了从2010年年销售额500亿,仅为龙头万科的一半,到2018年年销售额6000亿,与万科平起平坐的壮举。


持续20年的地产狂潮,不但成就了许家印,也为胡润富豪榜贡献了一票地产名人,如碧桂园的杨首富、万达的王首富等。


但从2014年起,胡润富豪榜又发生了新的格局变化。这一年,阿里巴巴美股上市,马云第一次问鼎首富。


互联网新贵们粉墨登场。


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云的创业历史,其实比许家印还要长。当许家印还在为第一个楼盘的资金奔走时,马云的“中国黄页”项目,就已经搭上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一班车。


1999年,马云又看中“电子商务”这个赛道,在杭州西湖畔的一个公寓里,创建了阿里巴巴。


可惜的是,阿里巴巴似乎出生的太早了。


马云创业的年代,中国互联网才刚刚普及,只有企业和富裕的家庭才会拥有电脑。全民进行网络购物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马云只能静静地蛰伏起来,眼看着丁磊、李彦宏等同龄人,前往纳斯达克敲钟,笑傲互联网江湖。


2007年,阿里巴巴曾尝试在港股上市,但没想到“出道即巅峰”,不佳的业绩让投资者十分失望。此后5年时间内,阿里的股价一路下跌。同一时期,投资腾讯的股民们,早赚了数倍。


五年后,阿里巴巴私有化退市,惨淡收场。


马云钟爱武侠小说,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才会逆天改命,阿里巴巴也是如此。


退市的时候,阿里其实正处在爆发的前夜。智能手机和3G/4G网络迅速普及,让中国的网民基数极速扩张,全民互联网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一年“双十一”,淘宝成交金额达到惊人的191亿,是前一年的6倍。第二年夏天,余额宝横空出世,管理余额宝的天弘基金,规模很快超过万亿元,与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相当。


乘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此后数年不断创造出骄人战绩,推动马云本人的财富再创新高。


2018、19、20,马云连续三年,总共四次登上胡润富豪榜首富的宝座,创下了富豪榜开榜以来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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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上市,马云大笑)


榜上除了同为互联网新贵的马化腾以外,包括许家印在内的地产大佬,与马云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马云将长久“霸榜”的时候,历史的河流却再度发生了转向。


20年代:抉择


每十年,中国的财富机遇,就会发生一次大变迁。


2021年,我们正站在新旧历史的分水岭。


一边,我们见证历史的终结,旧的时代呼啸而过:


狂奔的恒大撞上了“房住不炒”的南墙,爆发财务危机,以至于公开求救。


看似大而不倒的阿里,遭遇监管“反垄断”的重锤,股价闪崩。


另一边,我们拉开历史的序幕,新的时代扑面而来:


曾经困顿的TCL壮士断腕,放弃家电业务,押宝半导体制造,涅槃重生。


销售危机中,比亚迪始终坚守电池研发,逐渐蜕变为新能源巨头。


我们不禁要问,未来十年,个人的机会在哪里?


其实,纵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时代机遇的两条主线:


一是政策红利。


80年代包产到户、90年代市场经济、00年代住房改革、10年代信息化建设。每一次的财富浪潮,最初都源起于政府的国家战略。


二是消费和产业的升级。


80年代农业大解放,是为了满足“吃与喝”;


90年代轻工业蓬勃发展,解决了“穿与用”的问题;


00年代重工业与房地产齐头并进,背后是“住与行”的需求;


而10年代互联网产业扩张,则为生活带来快捷和便利。


未来十年,两条主线将再次交叉。


《十四五规划》文件中明确写明,未来国家将利用“举国体制”,攻坚一批“卡脖子”技术。后者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领域,这些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引领智能化时代的主要技术。


毫无疑问,上述领域将会提供无数实现个人理想和财富增值的机会。嗅觉敏锐的人,应该提早进入这些新兴科技行业工作。(刘永好、许家印等人从底层逆袭,都是因为踩中行业风口)


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行业机会,恐怕很快就会消失。若不及时转向,将会无端地耗费有限的职业生命(李经纬,00年代的李东生)。


然而不可否认,职业的选择和切换,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中国的产业越来越偏向高端化,导致知识门槛也越来越高,普通人难以企及。


不过幸运的是,重知识、轻资产的高科技行业,天然适应于资本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规范和开放,我们还有很多机会,通过股票或基金,去分享下一个10年优秀企业的成长红利。


时代是慷慨的,也是无情的。


在过往40年的时光变迁里,它让许多善于把握时代机遇的人,纷纷实现了命运的逆袭;但也使很多遵循守旧的人,逐渐被甩出了财富的巨轮…


站在2021年的起点上,新10年的财富大潮已经缓缓开启。在新一轮财富更迭的周期里,时代终将会奖励那些审时度势,努力去把握新机遇的人们。




作者:船 长
来源:浪 潮 全 球 政 经

责任编辑:Inst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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