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家族信托的误区

时间:2021/04/11 16:45:15用益信托网

尽管我国在2001年就颁布和实施了《信托法》,但在2013年以前国内家族信托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直到2013年起,陆续有不到10家的信托公司推出了自己的家族信托,国内家族信托才开始崭露头角。


然而长期以来,市场对国内家族信托存在许多误解。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诚不虚也。对家族信托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离岸信托比国内信托好;国内法律不支持家族信托;股权和房产无法信托;婚前协议等民事契约可以取代家族信托;家族信托在保护财产方面存在先天缺陷。但目前家族信托发展缓慢除了信托法的立法不健全外,还有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家族信托存在较为严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离岸信托比国内信托要好


部分境外离岸信托从业人员出于某些个人目的,在宣传离岸信托业务的同时,有意贬低国内信托,长此以往,导致一些投资者对国内信托能否实现财产隔离存在疑虑。有报道称,当前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客户当中,约七成来自内地。


事实上,国内家族信托和离岸信托各有自己的功能和优势,而且在合法性、维权能力、交流便利等方面,国内家族信托比离岸信托更有优势。


首先,《信托法》要求在国内开展信托活动必须持有信托牌照,这意味着,离岸信托的主体资质可能得不到承认,其信托的合法性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其次,当离岸信托在产生纠纷时,很可能会陷入国内司法管辖鞭长莫及的困境;最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也会带来服务的困难。


因此,除非把资产转移出境,否则国内信托还是更有优势。


误区二:国内法律不支持家族信托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信托制度不完善,只能做理财信托,无法实现真正的家族信托。


无须讳言,中国信托行业确实长期以来只存在大量的商业信托,主要服务于融资和投资活动。但没有做,并不表示不可以做,更不表示法律不支持。《信托法》起草小组组长江平先生曾经表示:“基本的法律关系规定得很清楚,一个信托关系里面谁是委托人,谁是受托人,财产关系怎么来定,这个基本法律有了。”可以说,200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在信托法律关系的基本规则上已经与国际接轨,是一部比较先进和前瞻的法律。


还有人认为信托建立在二元所有权体制上,与中国的一元所有权体制不相适应。江平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说了起草小组当年对这问题的讨论和变通:《信托法》采用了“委托给”这个特定的词汇、不触及基本制度,又说明了所有权转移的含义。同时,他们在《信托法》的具体条文中,保障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实际上也就达到了信托的隔离功能。


其实,这个问题是民法传统国家的普遍问题,不仅中国有,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如瑞士、法国、德国等,这并不妨碍家族信托的发展。而且,中国社会处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之中,许多法律部门存在错位和矛盾,这并不应当成为法律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障碍。中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在摸索中发展,用教条主义的笼头去套快速完善中的中国法律,必然无所适从。对此,江平先生认为:“《信托法》模糊也有模糊的好处,这个法律大的问题并不存在。”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家族信托大多数都是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长期的实践探索,之后才逐步明确规则。中国的《信托法》在吸收借鉴他国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了家族信托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误区三:遗嘱或民事协议可以取代家族信托


在处理婚姻、继承、监护或者其他家庭事务的时候,大多数律师往往建议当事人采取婚前财产协议、婚前财产公证、婚内财产协议、监护协议、遗嘱、遗赠抚养协议或其他相关的协议等方式。但受到相关法律规定的限制,这些协议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在现实当中效果有限,或者会带来诸多的麻烦。例如,如果采取协议方式对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进行约定,很可能被认定是无效的。


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家族信托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和民事协议相比,家族信托能够有效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家族信托是委托人单方与受托人之间的协议,不需要家庭成员同意,甚至可以按照委托人意愿不让家庭成员提前知晓相关安排;


二是家族信托受信托法调整,可以排除婚姻法和继承法里面一些不符合当事人意愿的法规约束;


三是家族信托对财产采取持续管理和隔离管理的模式,无论财产如何变动,都会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实施。


误区四:家族信托在保护财产方面存在先天缺陷


在众多说明家族信托好处的案例中,香港某知名歌手梅某信托给所有家族信托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为避免母亲挥霍和受骗的风险,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梅某去世时将财产交给信托公司管理,按照梅某的意愿,其母亲只能定期领取生活费,而不能直接支配遗产本身。


这一案例被许多家族信托业者作为说明家族信托好处的典型案例而广泛传播。但梅某去世后数年来,其母多次针对信托公司提出不理智的诉讼,要求解除信托而直接支配巨额遗产,进而发生高额的律师费。信托公司拨付律师费后,表示信托财产已经无力支付梅母的养老院租金,梅母穷困潦倒被逐出养老院,梅某设立信托的初衷还是没能达成。许多人将此作为“家族信托之荡”。


梅某的案子固然是家族信托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其根本原因并非家族信托本身造成的,而错在缺乏与之配套的信托保护机制。


所谓信托保护机制,就是设立独立的信托保护人,与信托受托人、受益人之间形成制衡机制,其职责以执行委托人意愿为目标,不仅局限于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在梅某信托中,由于缺乏制衡,受托人对于受益人不理智诉讼所产生的高额律师费的拨付要求,采取了事不关己,甚至是纵容的态度,是信托保护人缺位情况下发生道德风险的一种典型状态。


基于财富传承的考虑,在家族信托中,委托期限往往跨越委托人的生命周期,甚至长达几代人,而委托人去世时,受益人不一定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甚至不一定掌握财传承的隐私信息。


如何有效传递遗嘱、信托合同、家庭契约等法律文件,如何保守当事人隐私,持续维护和受益人的权益,则成为首要问题。如果将这些事务交给金融机构管理,不但将造成金融机构的管理压力,不利于其发挥资产管理专业机构的特长,而且存在发生单方道德风险的可能。


应当由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充当信托保护人的角色,传递当事人的意愿,保守当事人的隐私,维护当事人及其家庭的权益。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国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在全体系计划中,新添了“信托保护人”的角色,中华遗嘱库与金融机构分别负责事务管理和资产管理,实现了财富传承职能的进一步细分。


家族信托相比前文所述的保险传承,在债务隔离保全、受益权分配方式、预防子女挥霍、隔代跨越传承等多方面更具竞争优势。但能否实现客户财富管理与传承的需求,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的运用。


中国素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甚至有些家族企业在财富传承过程中,企业价值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折损。如何做到财产的传承与分配、财产隔离保全、防止子女挥霍及保值增值等是高净值人群主要关注的方向。而在中国人传统意识中,家族财富的传承工具就是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


但高净值人群财产类型多样,有些资产分布海外,再完美的遗嘱设计也较难完全应对财富传承所要面对的复杂因素。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这些需求,目前国内财富管理服务的设计主要依托大额人寿保险及家族信托的架构。


相对于家族信托产品,保险公司的大额保单业务拓展时间更长,但在财富传承与管理中究竟哪种方式更胜一筹呢?


市场较为普遍的大额人寿保单设计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保单模式:以父母为投保人,子女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父母本人或孙子女。


第二种保单模式:以父母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子女为受益人。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两者的区别,事实上,大额保单财富传承的大多数功能仅限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同的情况下,如果投保人不幸去世,保险合同尚未结束,则需要更换投保人继续执行合同。若投保人没有其他的财富规划安排,其去世时的所有财产都将按照普通遗产进行处理。


那么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相同的情况下,是否就能确保按照财富所有者自己的心愿进行财富传承呢?那还需要根据案件情况与客户诉求具体判断。在被保险人身故后,家族财富通过保险受益金而非遗产的形式传递给其子女。乍看之下,大额保单的确可以实现财富传承的目的,且不存在受益人不明,导致争产的情况。但是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必须明确具体,如果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受益金将作为其遗产。如果财富传承人打算隔代跨越传承财富,恰好其后辈尚未出生,大额保险就无法满足这设想。


我国《信托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未出生的人是否可以成为信托受益人,但是只要在信托设立时受益人范围确定,在信托存续期间受益人出生,就可以享受信托利益。若受益人确定不能出生,则信托无效,信托财产返还给委托人。此外,虽然投保人具有指定保险受益人的权利,但是指定直系血缘关系以外的自然人作为受益人存在着道德风险及实际操作风险。直系血亲以外的人在申请保险受益金时,如何取得死亡证明?是否会受到直系血亲的阻挠?这些都是保险构架下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家族信托可以设定多个受益人,并且更好地保障客户的隐私不被泄露。最后,越来越多的海龟“高二代”不愿插手家族传统行业,家族信托可以通过设计实现家族企业顺利交班,这是保险业务无法做到的。因此,在家族财富传承与分配方面,家族信托相对更具优势。


家族财富传承中,资产保全是重点。在实现债务隔离方面,我国大额保单主要的依据是《保险法》 《合同法》 《合同法司法解释一)。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非法限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二条对《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即债权人代位权的例外给予了更加明确的解释。明确人寿保险是债权人代位权的例外适用。


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人寿保险在债务隔离方面仍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首先,理论上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一样,存在无效被撤销的风险。如为了躲避债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保险合同,均属无效。其次,在2015年3月6日浙江省高院执行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执行人拥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执行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依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存保险金,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或退保后保单的现金价值,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同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保险机构划扣保险产品退保后的财产利益,若是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拒绝退保的,执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保险机构需要提供协助。值得注意的是该通知的适用范围包括先购买保险后负债的情况。这意味着对保险债务隔离功能的较大否定,毕竟保单仍然归属于投保人的财产。


相较于保险,一个设计合理的家族信托更可以保持其独立性。从法律层面看,家族信托凭借信托制度的独特优势,可能是目前国内最好的资产隔离工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委托人债务隔离。


高净值客户都希望子女生活幸福美好,但同时担心给予子女的大额财富会因为婚姻的风险而被强制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遗产和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子女作为保险受益人而获取的保险赔偿金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家族信托通过信托合同明确约定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与其配偶无关,可以在子女后辈婚姻发生变故时,更好地保障家族财产不被分割。


目前国内遗产税的具体内容尚未明确,但是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内开征遗产税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从目前发布的遗产税法暂行条例的草案来看,遗产税的起征点很低,征收范围很广,高净值客户如果能够及时通过家族信托及大额保单的方式进行财富规划,基本都可以较好规避未来的遗产税。但如前所述,大额保单仅限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人时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大额保单基本不能实现约束子女后辈,预防其任意挥霍的功能。受益人领取保险受益金后,该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由其自由支配。实践中,受益人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受益金的保险产品也较难实现,因为无法规避投保人退保取得现金价值的权利。


相对而言,家族信托可以更准确、更完整地实现客户的需要。信托产品可以按照委托人的要求进行设计,包括限制受益人何时、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财产,获得财产的数额及类型。相较大额保单,信托在操作上具有灵活性、细致化。


大额人寿保险一般都有一定的固定收益。该部分收益并非高净值人群关注的重点,他们知道自己经营的事业才是家族最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国内大额保单的收益水平普遍低于当前普通的家族信托资产配置组合收益。


这些高净值客户可能看中保单的杠杆赔付功能。例如,某类大额终身寿险的保险赔偿金可能是保费的3~4倍。但是,保险赔偿金的数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保险人生存时间的长短。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限较长的情况下,大额保单的杠杆效应并无明显优势。


综上所述,如果经过合理的设计,家族信托相比于大额保单在债务隔离保全、受益权分配方式、预防子女挥霍、隔代跨越传承等多方面更具竞争优势。当然,无论大额保单还是家族信托,都只是财富管理与传承的工具之一。工具本身只是手段,能否实现客户财富管理与传承的需求,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的运用。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为其量身选择合理的工具或将各种工具巧妙搭配,才应该是最为理想的财富管理模式。


作者:施 莉 珏
来源:法 商 论 财 富

责任编辑: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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