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的品格

时间:2020/07/13 10:43:48用益信托网

信托法中委托人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见。《信托的发端与展开——信托的品格和委托人地位的法律规制》一书是在该领域难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委托人法律地位的历史渊源与两大法系之间的现实差异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在普通法系,一般而言若没有在信托文件中明文保留,委托人在信托成立之后则与信托财产的前所有人无异,在信托中不再享有任何法律利益。而按照我国《信托法》规定,委托人不仅是信托财产的来源、信托条款的设计者、信托合同的订立者,还对信托运营甚至终结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委托人在我国《信托法》中的地位相较于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法中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

 

在作者周勤博士看来,这种差异和变化与信托的品格或“使命”息息相关。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定时期有什么样的信托品格就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信托结构和委托人、受托人关系。信托的品格对信托结构和委托人地位有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下述内容是对“信托的品格”部分的摘要,以飨读者。

 

一、并不光彩的出身


尽管后人提起信托常引用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名言:“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然而有学者指出“信托起源于欺诈和恐惧”,出身“并不太光彩”。

 

目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信托起源于英国的土地用益制度(USE)。根据学者的归纳,英国用益制度出现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一)中世纪英国土地法禁止遗赠土地,并且固守僵化不合理的土地继承制度(主要是长子继承制),使得人们无法按自己的心愿对财产做出安排;(二)虔诚的宗教信仰使信徒愿意将土地转移给教会和教士,但受到了封建政权的阻扰;(三)规避陪臣对领主所应承担的土地附属义务(军役、协助金、继承金与先占权、监护权、婚姻权、没收权等);(四)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需要有人照顾其土地以供养其家人;(五)玫瑰战争中战败的一方由于害怕土地被战胜方没收,将土地转移给别人管理。

 

早期的用益制度中,受托人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占有人,对财产的管理并无真正的权限和义务。一般情形下,受益人就住在设立用益的土地上,等到用益的委托人死亡或者设定的条件满足时,受托人就将土地转移给受益人。受托人几乎无任何作为的消极制度其本质的色彩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谋以规避法律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是不合理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用益制度演变成现代的信托制度,但其脱法性成为信托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基因。随着时代的变革,过去抗争和规避的是中世纪封建土地义务,而如今可能是当事人的税务负担。从积极的角度看,学者们认为信托是“法律改革的先驱”;也有学者抨击信托是“破坏法律运作的毒瘤”。


二、设立信托的起因


不管是古典信托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商事信托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心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恐惧。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信托就是我们的逃生通道”,信托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其独特的构造所带来的安全保障功能,契合了人们对克服恐惧、求得安全的需求。


1、对不自由的恐惧


自由在每个时代都受到不同程度和内容的限制。1279年英国国会颁布《死手率》禁止对教会捐赠土地带来宗教徒们信仰与奉献上的不自由。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道德和法律等社会规则带来了自我选择的不自由(比如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对同性伴侣和婚外伴侣的照顾等)。在商事领域,比如18世纪英国严格限制股份公司的发展,当事人难以设计灵活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公司发展的自由。在税收领域,人们受到税务优惠的限制也是一种不自由(而信托制度灵活多变的特性适合于避免税费和监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信托有着税收上的优惠对待)。


2、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人类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疾病、战争、赌博、对他人的责任、收入的变化、工作的调整乃至长寿等。信托制度中一些特殊的构造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减少不确定性:(1)信托财产的“闭锁性”导致信托制度具有“资产分割”功能;(2)信托中受托人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受信义务的制约;(3)现代信托中受托人不局限于有名望的亲朋好友而更多的由专业受托人来担任。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甄别风险、管理好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动荡时期或者经济不确定性时期,人们更倾向于采用信托的方式来保护个人和家庭免受外界的冲击。


3、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


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来自于一生努力的无奈终结以及对所有事物丧失控制感。在私法领域,因死亡引起的继承问题一直是各国婚姻法、家庭法、财产法和税法关注的热点。


回到中世纪层层分封土地保有制度下作为陪臣的家长一旦死亡对于地产权的安排将面临重重困难:一些没有资格继承财产的家人无法满足生存需要(比如终生地产权因他的死亡而终结、限嗣继承地产权因不存在符合条件的继承人而终结等)、无法选择最适合的继承人(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背景下女儿、遗孀、次幼子的继承权无法得到保障)、在地产权上有着沉重的封建负担(如继承的长子必须缴纳继承金,如陪臣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话女儿不能亲自占有土地——如女儿已婚则土地必须交给丈夫但丈夫能否保障女儿生活不得而知,如女儿未婚则领主有可能会行使婚姻权将一个听命于他的人许配给她做丈夫等)。时光穿越到21世纪,面对死亡的恐惧人们仍然渴望通过一定的方式在自己的身后完成对子女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家族文化的传承等。


与其他制度相比,信托制度能够给将去世者更强地相信自己意图会实现的信心。信托法上形成的衡平偏离原则更加进一步增强委托人的信心,使得他们免于担心会因为自己判断的局限性而不当地减损受益人的利益。


衡平偏离原则:当现实状况已经不符合委托人设立信托的预期时,法院可指示受托人偏离信托条款;抑或者信托条款明确损害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法院认为委托人原先的投资方针将带来不利于受益人的情景出现、或者是当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信托税负过重,法院都将做出衡平偏离安排,以保障受益人利益、委托人信托目的的实现。

 

三、委托人的意图


纵观信托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信托制度中有一种根本性的革命因子:一方面肯定个人价值激发个人潜能;另一方面又造成个人对社会(即现存法律制度)之抗争。这种“抗争”的目的则在于追求自由。


1、锁链和抗争


信托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抗争史。中世纪的英国,抗争首先存在于领主与国王之间;近代对抗则发生在资本家和推行再分配的政府(或资本家具“独立意识”的子孙)之间;更近的抗争出现在经济法领域如各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之中。在每一次抗争中,信托作为台前或幕后的主角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在梅特兰的著作中,认为对于遗嘱自由的向往是信托产生的根本源头。对于遗嘱的限制使得用益制度成为财产拥有者的最佳选择。对遗嘱自由的渴望及其导致的抗争推动了1540年英国颁布《遗嘱法》、1542年又颁布《对遗嘱法的解释》,极大扩张了土地保有人的遗嘱自由。尽管国王因此收回了很多因用益的采用而流失的权利,但是土地保有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遗赠权利,从而促进了现代信托制度的发展。


此外,在“黑暗的中世纪”,妇女取得财产的资格受到了重重限制,大多数地区已婚妇女的财产均在丈夫名下。妇女的婚姻财产权长期依赖信托制度得以保证,使得妇女在僵化的婚姻财产法框架下享有财产权。这种做法推动了英国婚姻财产法的修改,1882年英国颁布《已婚妇女财产法》确立了已婚妇女的所有财产为自己的独立财产的原则,法定所有人为已婚妇女本人。


十八世纪英国出现合股公司,但由于出现史上著名的证券市场丑闻“南海泡沫案”,公司被看为“打乱金融稳定的捣乱者”。1720年英国国王颁布《泡沫法案》,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提出了许多限制条件,限制英国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设立的限令造成了契据公司的出现。契据公司利用信托制度与不合理的法令相抗争,规避了《泡沫法案》的适用,使公司制度得以延续发展。信托对于公司制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得合股公司中形成的一系列理念仍然能够在公司的架构中得以发展。信托拯救了合股公司,使其免于被灭亡的历史命运。这个时期出现的契据公司19世纪成为了现代公司和单位信托共同的起源。


2、个人主义


13世纪的英国,家庭小工业和各类副业高度发展,超过半熟的英国男性居民不拥有土地,而充当劳工。先进生产方式带来财富的积累,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和富裕人士的增多使得更多的人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成为可能。与土地纽带的割断使得在英格兰率先出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的文化特征——个人自治和个性解放,并体现为权利的概念。使得拥有财产的人有更为强烈的意愿体现自己的意志,而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契合了这种膨胀的个人意愿,使得他们的控制力可以通过受托人延伸到受益人甚至是尚未出生的潜在受益人身上。与此同时财产多元化,使得信托财产的组成不复原来以不动产为主的单一格局。根据1536年《用益法》,消极的用益不被承认,受托人需以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注意对于信托财产进行积极管理。财产多元化对于古典的消极信托向现代化的管理信托转变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更加丰富的财产种类,促进视野更加开阔、拥有多种财产运用技能的受托人的出现。


古典信托的年代,委托人

作者:林 溪
来源:TRUST 论 语

责任编辑: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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