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民纪要》后“名股实债”的裁判思路

时间:2021/01/13 11:25:22用益信托网

近日,由甘肃正天合霍吉栋律师和上海海华永泰张健龙律师代理的一起标的20亿元的信托投资股权回购纠纷案在上海金融法院赢得胜诉生效判决。该案受理于《九民纪要》发布之前,判决于《九民纪要》发布之后,涉及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信托法、破产法、金融监管等方面诸多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问题。代理律师深挖证据事实,精研学理判例,前后四次开庭,历时一年有余,代理意见终获法院认可。判决未直接引用《九民纪要》具体规定,但裁判思路贯彻了《九民纪要》的精神,对股债杂糅之公司融资性质和效力的司法认定具有典型参考意义。 


【案件来源】


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2434号

 

【案情摘要】


1.2016年2月,S信托设立XX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17亿元。信托目的为以全部信托资金向H供应链增资,到期由H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信托计划持有的股权进行受让。S信托以H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作为信托利益来源。


2.2016年2月,S信托与H集团及H供应链签署《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资协议》,约定S信托以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17亿元信托资金向H供应链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S信托持有H供应链35.96%的股权,且S信托将所持全部H供应链股权所享有的部分表决权委托H供应链另一股东H集团行使,S信托不参与H供应链的生产经营。


3.同日,S信托与H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H集团有义务受让S信托持有的H供应链股权,H集团应按以下方式向S信托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信托计划成立后每满3个月之后(不含信托计划成立满36个月之日),当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17亿元×7.492%×当期期间天数÷365;


(2)信托计划成立满36个月之日,当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17亿元×(1+7.492%×当期期间天数÷365)。


4.同日,S信托与D置业签署《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抵押合同》,约定由D置业以其名下20幢别墅为H集团在《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及责任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


5.次日,S信托以信托计划项下17亿元信托资金向H供应链支付增资款。2016年3月,H供应链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S信托和H集团。


6.此后,H集团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S信托合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亿元。但自2018年2月23日之后,H集团未按合同约定向S信托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7.2019年8月,S信托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H集团继续履行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D置业承担抵押责任。


8.2019年11月,法院裁定受理H集团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8月,法院裁定H供应链、D置业与H集团实质合并破产清算。


9.诉讼中,H集团提起反诉,根据《破产法》第十八条,以《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为由,请求确认其与S信托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20年1月13日解除。


【争议焦点】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是否已于2020年1月13日解除。二、H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及责任范围如何确定。三、D置业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及责任范围如何确定。

 

【裁判要旨】


关于争议焦点一,《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H集团管理人认为,法院受理H集团破产申请时,H集团尚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而S信托仍登记为H供应链的股东,尚未向H集团转让、交付其持有的H供应链股权,故《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H集团管理人有权解除。而S信托则认为,其与H集团之间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S信托主要合同义务为向H供应链增资,现该义务已履行完毕,故H集团管理人无权依据《破产法》第十八条行使合同解除权。对于该争议,本院认定如下:


第一,案涉《信托合同》《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抵押合同》均于同期签订且相互关联,具体表现为:《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抵押合同》均为《信托合同》的附件;根据《信托合同》约定,案涉信托计划的成立以《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的签订并生效为前提条件;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增资协议》的履行以《股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的签订并生效为前提条件;而《抵押合同》的签订亦以《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并生效为前提。上述合同共同构成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完整交易架构,即S信托以其受托管理的信托计划资金17亿元向H供应链公司增资,从而持有H供应链公司35.96%股权;S信托将其持有的目标股权主要表决权委托H集团行使,并通过H集团分期支付固定股权转让款获得固定收益;D置业为H集团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提供抵押担保。该交易安排系当事人为实现其投融资商业目的而设计,应作整体考量,故应在综合前述各合同签订的背景、目的等基础上,认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权利义务,而非仅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认定S信托以及H集团的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完毕。


第二,S信托的投资目的为通过H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获得固定收益,对此H集团亦属明知。根据《信托计划说明书》记载,信托计划的信托目的为以全部信托资金向H供应链公司进行增资,到期由H集团或其指定第三方对信托计划持有的股权进行受让,S信托以H集团或其指定第三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等为信托利益来源;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中亦明确S信托以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向H供应链公司进行增资后,由H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远期受让目标股权。据此,S信托与H集团、D置业公司等主体签订《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由H集团支付以S信托投入增资款(17亿元)及固定收益(年利率7.492%)之和计算的股权转让款,同时由D置业为H集团支付义务提供抵押担保。由此可见,S信托向H供应链公司支付增资款的真正目的在于获得H集团支付的融资本金及固定收益,而非成为H供应链公司的股东而获得股权收益。《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签订时,H集团为H供应链公司唯一股东,H集团对于S信托的投资目的以及完整交易安排清楚知悉。


第三,S信托的增资行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典型的股权投资,S信托并不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虽然S信托通过增资成为H供应链的股东,但其享有的权利义务与普通股东不同。首先,S信托不能通过股权投资获得具有或然性的长期股权收益。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H集团每期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00万元×7.492%×当期期间天数÷365,信托计划到期后,H集团应付股权转让价款=170,000万元×(1+7492%×当期期间天数÷365)。S信托如在持有目标股权期间取得目标股权股息红利收益的,在各股权转让价款付款日,H集团有权从当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中等额扣减上述股息红利收益,如当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不足扣减的,不足扣减部分结转下一个股权转让价款付款日继续扣减。根据前述约定,S信托仅可获得H集团支付的固定收益,而不享有股权收益。其次,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S信托增资成为H供应链的股东后,应将其所享有除增资、减资、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组织形式外的股权表决权委托给H集团行使,并不参与H供应链的生产经营,S信托只有在《增资协议》约定的有限特殊情形下方可行使表决权。从上述约定情形以及S信托实际行使表决权的情况综合考量,有关S信托保留部分表决权以及享有约定情形下撤销表决权委托之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股权价值,而非保障S信托行使股东权利。结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人格混同为由裁定H供应链与H集团合并破产等事实,本院认为,H集团对于H供应链享有控制权,S信托虽增资成为H供应链的股东,但S信托享有的股东权利受限,增资股权对应的主要股东权利实际由H集团行使。


综上,将案涉交易所涉全部合同作为整体考量,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H集团在《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支付义务,实为向S信托支付增资款融资本息,该义务与S信托在《增资协议》项下的增资款支付义务具有密切牵连关系,属于互负对价意义的债务。S信托虽然经工商登记为H供应链的股东,但并不完全享有股东权利。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H集团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后,S信托应协助和支持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因增资股权对应的主要股东权利实际已由H集团行使,故该“协助与支持”并不构成H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对价给付。至于H集团所述工商变更登记,因工商变更登记为公司责任,故亦不属于S信托应履行的股权交付义务范围。鉴于S信托已履行支付增资款的合同义务,本案并不属于《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所述之情形,H集团管理人未整体考量《增资协议》与《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之间的牵连关系,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之意见,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H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及责任范围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均合法有效。S信托已履行支付增资款的合同义务,但H集团未按照《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股权转让款总额,H集团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257,170,597.26元,故对S信托要求H集团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价款1,825,270,345.21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S信托主张H集团应按照违约期间每日(应付未付金额×7.492%×150%÷365)支付,该约定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H集团已于2019年11月15日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S信托对H集团享有的债权应于2019年11月15日停止计算违约金。经计算,截至2019年11月14日,H集团应支付的违约金为157,486,617.84元。


关于律师费,因《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中并无律师费由H集团承担的约定,故S信托关于律师费的诉请,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截至2019年11月14日,S信托对于H集团享有的债权总额为1,982,756,963.05元。根据《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故本院对S信托所有的案涉债权予以确认,由S信托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依法申报债权。

 

关于争议焦点三,D置业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及责任范围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根据《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及D置业的股东决定,D置业以其名下房产为H集团《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范围包括股权转让价款及其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D置业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虽然本院认定H集团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实为S信托增资款的融资本息,但该性质认定并不影响D置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判决结果】


2020年11月30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S信托对H集团享有债权1,982,756,963.05元。(2)确认S信托在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D置业名下抵押物享有抵押权。(3)驳回S信托其余诉讼请求。(4)驳回H集团反诉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由H集团、D置业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由H集团负担。


原告、 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案件评析】

 

在大陆法系公司法的法理与逻辑下,股权与债权的区别明显,但二者并非相互割裂的孤立存在,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事实上,股权与债权关系密切、水乳交融,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和交叉。成文法规定的股权与债权明确二分的模式,并不足以满足当事人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多样化安排,催生了许多新类型交易模式,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难题。

 

实践当中,公司融资交易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设计有关融资交易的制度框架时,应尊重股权、债权内在的相通性,鼓励自主选择和自愿交易。股与债不过是公司融资交易中的两个有名合同。在这两个有名合同之间,存在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无名合同。

 

对裁判者而言,一方面,法律应当尊重股债杂糅的交易安排,公司融资合同是商事主体的博弈和选择,因而不必拘泥于股债区分和理论推导,应聚焦当事人在商业语境下的意思和约定,根据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在我国股债二元的法律框架内,股权和债权分别有其基于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等调整下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亦借助股债性质提出主张或抗辩以实现交易冲突中的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对名股实债的行业监管因素,因此在许多个案中往往必须作出股债区分的认定。在定性上,是否参与全部利润的按比例分配,是区别股与债的关键要素。而单纯拥有组织法上的投票权、董事委派权、利润分配权甚至有名义上的股东资格,都不宜作为将债权认定为股权的充分依据。僵硬地区分股与债的做法,往往会导致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错误解释,并会不恰当地破坏当事人之间原来自愿设定的风险分配。

 

譬如上述案例,信托公司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以股权回购、固定收益等条款就投资收益作出约定,就此产生股权融资和名股实债的争议。这类融资合同很多时候是非典型合同,将法定的股东出资义务、约定的投资收益回报、回购或对赌条款以及增信措施杂糅在一起,在契约法与组织法的交织地带构筑了一个游离于法律边缘的模糊存在。

 

“名股实债”的提法基于股债两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名股实债本身不是严谨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类交易现象的描述,其并无绝对一致的交易模式,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目的、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应根据当事人交易目的、权利义务等因素分别认定。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公司经营管理权的,是股权投资;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股权,而仅是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公司经营管理权的,是债权投资。”[参见贺小荣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62-64页。]裁判者不必执着于将融资协议归类于某种有名合同,也不必局限在二元论的“名实”思路中,应坚持关注交易本质,重视合同背后的商业安排,遵循合同解释优先于法律适用的原则,把资金投入、履行合同、资金返还三个环节整体考察,判断交易链条中当事人利益是否公平、合法。不能只截取产生争议的资金返还环节,孤立审查该返还责任是否损害公司或其他主体利益。在股债性质不影响效力判断和第三人利益时,亦可不作股债判断,直接按照合同约定处理。

 

随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发展,公司融资中出现的金融创新、融资模式将呈现更丰富的非典型样态,这是商事活动的必然趋势,对我国的民商事立法、司法都提出了更多、更新的需求。在立法、金融监管层面,应当体现必要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以回应这种需求。在司法层面,裁判者在处理公司融资合同争议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查明交易前后的相关事实,通过合同条款和真实意思确定交易本质,审慎认定合同效力,依法准确界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投资、保障交易安全,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良性发展保驾护航,为市场经济创新和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支持。


作者:霍 吉 栋,张 健 龙
来源:甘 肃 正 天 合 律 师 事 务 所

责任编辑:chenxi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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